传授给哈莉玛三个“拨乱反正”的烂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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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日陈振声在国会提出总统选举(修正)法案到913日提名日哈莉玛“递交‘总统候选人提名表格之日的9个月时间,人民从怒骂和抗议行动党独断独行的声浪中,哈莉玛也无可幸免地被推到风头浪尖上!(2011年总统候选人陈清木医生也在这段期间大最高法院进行了提诉挑战行动党有关已故王鼎昌总统是否是民选总统的宪法问题。)

人民强烈指责行动党为了一党之私,不惜践踏国家宪法和蹂躏法律,在国会强行通过保留总统选举制法令。接着行动党指令马西泠友池集选区属于少数种族代表的国会议员、国会议长哈莉玛提出辞职。

从哈莉玛从辞职之日、到马来族群委员会批准“认可”她为“马来人”、总统选举委员会“接受并颁发”她参加总统选举的“合格候选人”、“准予参加总统选举提名”。前后约为一个多月。

在总统提名日前夕,行动党的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在总统委员会正式发出“总统选举候选人合格证书”前说了以下两段话:

1.“ 保留总统选举未必受到认可 有政治代价也须促进多元种族主义”( 见《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70909-793749

2.“ Ministers: Indian Muslims are Malays, Christian Malays are not Malays”(陈振声:印度穆斯林是马来人、基督教马来人不是马来人)https://statestimesreview.com/2017/09/09/ministers-indian-muslims-are-malays-christian-malays-are-not-malays/)

不管怎样,行动党还是在全国人民的怒骂声中,于2017913日把哈莉玛拉进了总统府。

为此新加坡人民在916日在芳林公园举行了一场近2千人参与的和平静坐抗议集会。以下是和平静坐抗议集会组织者吴家和先生和网民陈有领先生在当天分别制作的和平静坐抗议集会视频网址:

  1. 2017916日芳林公园网友陈有领先生摄制的和平静坐抗议现场情况视频网址: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491948531162508&id=100010420951669

2.2017916日芳林公园和平静坐抗议集会组织者Gilbert Goh先生摄制的现场情况视频网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2gT6yP28Vg&feature=share

在哈莉玛被拉进总统府前四天陈振声说,李显龙知道行动党将付出政治代价!

事实确实就是如此。

哈莉玛也确实是“顺利”的进入了总统府。但是,不论是行动党还是哈莉玛本身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不论公开或者私底下都一样)!他们心知肚明其中的原因。

在李显龙和大法官的见证下,新加坡第一位女总统的“诞生”终于“法定宣誓”了。在“法理上”她已经是新加坡共和国的第八届总统了。但是,者行动党或者是她都高兴不起来。为此。行动党和她都做了以下的努力:

1.  哈莉玛重申:新加坡首位女总统 哈莉玛反击「我不是后备总统(见网址:http://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170917000870-260408

2.  行动党的“建国一代”吴作栋说:“哈莉玛没有梦想过当总统,但她现在既已是总统就会全心全意地服务。大家至今都聚焦过程,但她的职务不应受任何不满的情绪影响。”(见《早报》:《吴作栋敦促国人不聚焦哈莉玛当选过程》网址:http://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70914-795319

行动党和哈莉玛的这一切表态努力仍然无法扭转和安抚人民对行动党强行把哈莉玛拉进总统府的霸道行径的不满!

行动党不得不退出自己控制的主流媒体播放一段哈莉玛上/下班,她所居住义顺组屋邻居追拍她的“风采”的视频。(见网址:视频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rydaysg/videos/1474487522637228/

这是行动党在哈莉玛当选后唯一可以上载到网上体现哈莉玛“受到人们欢迎”的信息。行动党为什么要怎么煞费苦心?

因为自从在哈莉玛宣布在上任后将继续住在义顺政府组屋后。警方就不断地把保安级别级别(包括停车场、电梯等)提升到最高,以保护哈莉玛的个人和出行的安全。警方派出大批保安人员的驻守、大队的警员护送往返义顺组屋与总统府之间,给居民造成的出行和起居造成的不便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就是说,行动党和哈莉玛为了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了”做到“全民总统”的工作已经做过了头。显然这是适得其反的效果。

行动党知道这个情况,它们不得不又让报业控股属下的《红蚂蚁网站》来进行一些小骂大帮忙的工作。它在2017919日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哈莉玛义顺总统府安保情况,和你想象的不一》的文章。(见网址:见网址:http://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170919-432)。

《红蚂蚁》网站不惜把过去历届总统的私邸地点(除陈庆炎外。事实上,大家都知道陈庆炎是住在武吉知马富人区)都罗列出来,证明哈莉玛“成为总统”后继续住在义顺政府组屋,并没有不妥之处,以作为说服人们的依据。

《红蚂蚁》网址就是行动党的朝廷鹰犬。它根本就不突出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

哈莉玛是住在义顺政府组屋区。行动党为她提供的最高级别的保安措施和安排她的出行已经造成和引起附近的居民在出行和生活的不便。

从它在罗列历届总统的官邸地点时,我们可以知道这几个已故总统和一个尚未已故总统的官邸都是在私人住宅区。甭管政府为他们的出行以及保安措施提供的级别是多高,首先都不会影响其周围的居民的出行与生活起居!

反正,这是行动党自己的事,行动党豢养的走狗要为行动党在保留总统选举问题上和哈莉玛被拉进总统问题上,目前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如何进“排忧解困”也与我们无关。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行动党目前的这一切情况说明了:

行动党无法展现自己一贯的“强悍的枭雄作风”、哈莉玛无法展现自己已经是“法定总统”的底气!

行动党要如何“重振”“强悍的枭雄作风”咱们不管!也不需要管!

哈莉玛说自己不是“后备总统”,那得拿出“正统总统”的架势给人们看!

为此,我们为哈莉玛目前所处的“困境”提供“排忧解困”的方案,我们提出了以下三项,供她参考:

  1. 向总统委员会提出:废除保留总统选举制度、重新举行总统提名举行总统选举;
  2. 通过总统委员会向行动党提出:解散国会、举行大选;
  3. 向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出:辞职;

第一项:

行动党强势通过了总统选举(修正)法案(当时她还是行动党的国会议长)已经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她是知道的。她已经在李显龙和大法官的见证下宣誓成为了“总统”了。她也强调自己是“全民总统”,不是“后备总统”!

那好,现在她就行使自己总统的权利:

按照总统选举(修正)法案的约定,她有权向总统委员会提出废除总统选举(修正)法案项下的保留总统选举制度,重新提名举行总统选举。这是可以展现她行使总统形象和权利的最有效和最有力的表现。

第二项:

如果总统委员会接受了她的建议,但是行动党不接受她提出的建议,那么,身为总统,她就提出解散国会,举行全国大选。这是可以展现她行使总统形象和权利的最有效和最有力的表现。同时,也是兑现她不是在行动党“保驾护航”下的“总统”庄严宣誓

第三项:

如果总统委员会和行动党都不接受他的建议,她应该依法向高等法院法官提出辞职。因为既然总统连这点基本权利都无法行使,她这个总统就当得非常窝囊了。

如果哈莉玛怀疑我们传授给的这三招是烂招,那么,她可以坚持不要辞职,与行动党共进退!

当然,这样的结果就证明:

她本来就是在行动党“保宝航护驾”下的傀儡总统!

这是我们给哈莉玛的是祖传秘笈。

我们有信心肯定:

只要哈莉玛敢于在以上三项中任选一项,或者按照这三项逐步推进,它应该是有助于为哈莉玛“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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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操作及其效果 —新加坡選舉史中的不和諧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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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来源自文献馆转载自《臺灣民主季刊》

第十四卷,第二期(2017年6月)87-11487臺灣民主季刊。 

作者:劉曉鵬 黃奕維 國立政治大學。

劉曉鵬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目前研究領域為發展援助、全球扶貧、族群研究。

黃奕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研究領域為族群關係與東南亞政治

作者感謝匿名審查人以及編輯委員會之寶貴意見,獲益匪淺,使本文經修改後得更具參考價值。(收件:2017/1/3,修正:2017/3/7,接受:2017/6/29Vol. 14, No. 2 / June 201788《臺灣民主季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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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憲法修改是因為某個人,這對新加坡人來說將是可悲的。」

陳清木,——201691日。

 

 前言

 

Yahoo Singapore 2016a)在20169月發表的民調顯示:高達70%的國民支持副總理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 )擔任總理。由於在總理李顯龍昏倒後不久發布,引起新加坡各界重視,當事人也急於澄清無意願(Au-Yong, 2016)。在這個議題上,李顯龍雖未反對非華人總理,但將懂華文設為條件( 徐秀娥,2015)。約在Yahoo Singapore 發表民調的同時,李顯龍也宣稱少數民族難以在選舉中獲勝,故推動改革總統選制以保障其當選機會( 張思思,2016 。修法工作已於201611月完成,20179月將選出少數民族擔任總統。

Yahoo Singapore 的民調和李顯龍的說法,對新加坡人民在選舉中的族群考量有相互矛盾的詮釋。前者以數據顯示新加坡人民能接受跨族群政治代表,是選民成熟、族群和諧的象徵,後者則暗示新加坡華人佔多數的選民受限於族群思維,傾向支持華人政治代表,因此必須透過修法來補強族群和諧。 循此矛盾也使吾人不禁好奇新加坡族群和諧的程度為何?為何民眾支持的少數民族政治明星擔任總理,需要以說華文為條件?而新加坡以法律保障少數族群知名,就總統選舉的位階而言,應早有相關法律予以規範,為何此時需要迅速修法,保障其擔任總統的機會?

為解答這些問題,本文將以族群為核心,回顧新加坡選舉史。不但有助解釋新加坡官民間視角的差異,也能探討族群與選舉考量衍生的問題,更能檢視即將來臨的2017年總統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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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陳清木(Tan Cheng Bock,1940- 曾任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國會議員,2011年競選總統時以0.34%些微差距敗給前副總理陳慶炎(Tony Tan Keng Yam 。他的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TanChengBock/posts/1136704553070745〉上的英文原文是“It would be a sad day for Singaporeans if a Constitutional change was made because of an individual.”

 

贰、文献与回顾

 

 一、族群與記憶

族群的形成十分多元,王甫昌(2003:10)總結各說,將其定義為「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簡言之,就是主觀認定或被認定有共同傳統的一群人。惟正如Eric Hobsbawm 1983:1)所批評,許多所謂古老的傳統,常是最近被編造的(invented ),而族群構成就是很好的應用,因為牽渉到複雜的主觀認知。學者們普遍指出族群的建構是一連串的「記憶、遺忘、詮釋與編造」(remembering, for getting, interpreting, and inventing)(Fujitani, 1996:1-28; Eller, 1999:40-41; Averuch, 2005:546-47; Varutti, 2010:69-82),而Benedict Anderson (2006:1 99-206 )則指出這些記憶與遺忘的過程,實際上是配合敍述者的目的。例如許多歷史上的殺戮,為了符合當今民族建構需求,而出現選擇性記憶以定位死亡的價值與意義。族群的記憶建構最關鍵的敍述者往往是政府,因此Carter A Wilson 1996:20-24 )認為政治是影響種族主義最關鍵的力量,特別是政府的法律與政策。他以美國的經驗為例,法律與政策可以被用來確認美國黑人屬於財産而非屬公民,國家可以透過暴力來強迫執行種族壓迫規範,然而法律與政策亦可迅速改變白人優越的地位,用國家暴力來捍衛有色人種的民權。政策的角色如此重要,不同族群成員因而常透過參與政治競爭,擔任政府機構的代表,取得資源分配與詮釋政策的權力。Sniderman Crosby Howell 2000:236-37)就指出,種族政策的核心是政治,而「競爭性選舉壓力」(pressure of competitive elections)為其形成的主因之一。

族群與政府的關係密切, 也使新加坡政府管轄的多元族群社會格外引人重視。 其多元種族政策受到讚譽的同時, 也有不少研究關心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如何藉族群政策達到政治目的。Noman Vasu 指出,新加坡政府在政治、社會與經濟制度上加強種族分類的同時,也藉此將自己塑造為族群和諧製造者,並以此尋求其執政合法性。人民行動黨以「父權政府」(paternalistic government)知名(Mauzy and Milne, 2002:57-59; Tan, 2016:1-9),而族群與其執政模式的關聯則如Carl Trocki 2006:140)所指出,多元種族主義(multi-racism)是新加坡「父權式管理社會的藉口」(excuse for the 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of society)。要做到父權式管理,必定要能壓制反對的聲音。Kevin Tan 2009:273)形容執政黨對付反對者的彈藥庫(arsenal )中,法律武器之一就是指控其危害族群和諧。James Jesudason1999:164)則以1997年選舉為實例,指出反對黨候選人鄧亮洪(Tang Liang Hong)律師,被形容為威脅新加坡的反基督教的大漢沙文主義者(anti-Christian Chinese Chauvinists ),這僅是由於他批評了新加坡的英語教育政策,最後也因此流亡海外。

族群和諧要成為壓制的理由,必然基於族群和諧必要性的歷史記憶,因此如何塑造這種記憶至為重要。種族不和諧多源自社會中少數族群的長期不滿,但最後會爆發社會衝突,關鍵在於該族群是否受到菁英團體在資源與權力上的組織與動員,因為菁英會定義、創造與操縱相關不滿與矛盾(McCarthy and Mayer , 1977:1215)。菁英操作族群關係必定與自己的利益有關,以前述新加坡政府鞏固支持的策略為例,Stephan Ortmann 2009a:29)就指出其長期在身份認同上操弄危機意識,刻意強調自己身處「敵人(馬來人)領土」(enemy territory ),因此記載歷史時十分強調族群衝突。

 二、族群與選舉

 就新加坡選舉與族群的研究而言,學界最為廣泛討論的就是李光耀在1988年以維護族群和諧為名建立的「集選區」(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 GRC)制,該制有別於傳統「單選區」(Single Member Constituency , SMC)由選民選出一位代表該區域的國會議員,改由選民將選票投給一支由二個以上不同族群組成代表該區域的團隊,也就是在一個集選區中每個政黨必須提出多名候選人(36名,必須同一政黨),至少一名候選人必須屬於少數種族(馬來裔、印度裔或其他種族),選民對各政黨團隊進行投票的制度。

集選區制度的出現是以避免早年族群衝突歷史重演為理由。對集選區正面評價很多,主要是認為少數族群難以在單選區相對多數決選制下取得國會席次(Tan, 1999:123-59),故人民行動黨為維護少數族群的權益與多元社會的理念,設計少數族群和華人「搭配」同時當選的制度,以利其進入國會( 洪鎌德、 郭俊麟,

1997)。相對於維持族群和諧的讚譽,這個制度也有許多的批評。

首先,集選區的出現等於開始強迫選民選擇一群人而非一個人,強化政黨卻把個人角色邊緣化(Tan and Thio, 2016:157-69)。保障少數族群的理由下,實際卻有利於長期掌握政治、經濟與媒體優勢的執政黨。政府任意決定集選區人數多寡與範圍大小,讓反對黨更窮於應付,形成「花瓶選舉」(韋紅、謝偉民,

2012:47-54),更變成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的最大關鍵」(翁俊桔、 顧長永,2004:87-116)。即使在保障少數民族方面也有許多批評, 因為保障反而使得少數族裔的議員為延續政治生命而與執政黨合作, 逐漸忽視己身族群的利益,而無法促進實質代表性(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Tan, 2013)。且保障功能的本身即暗示少數族群無法憑自身實力當選的主觀印象,傷害其自信心,更讓少數族群有所不滿Mutalib, 2012:48)。

李顯龍從2009年起就不時宣示朝增加單選區與縮小集選區的方向修改,20161月除再次宣布要改革這個制度,也首次出現研究「少數民族有機會被選為總統」的議題(Channel News Asia, 2016a)。政府宣示改革集選區已有多年,和其他行政效率相較速度不快,表示國會並無急迫族群問題。但將總統選舉納入族群考量則顯示現有框架的不足,必須將保護少數民族的制度擴大至總統,實際執行上也在幾個月內就迅速落實。

國會與總統兩種選舉改革步調不一,顯示現行專注於集選區成效的研究,有更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回顧學界對新加坡族群與選制的認知,批評者認為少數族群並未實際獲益,那麼在選制下是否有獲益的族群?支持者認為需要這類措施來促進族群和諧,那麼是不是原本的族群不和諧,需要藉修改選制促進和諧?以下將以上述兩個問題為核心,檢視過去一甲子新加坡選舉中的族群考量,並以「記憶、遺忘、詮釋與編造」做為分析這些考量的主要架構。

首先將回顧官學界常提及的早年種族不和諧,並進一步分析其與當時政治環境的關係。其次,由於集選區制度是在1980年代才出現,因此也將探討當時的選舉環境與制度生成的原因。接著將比較華人與少數族群的選舉表現,檢討華人菁英對少數族群的態度。最後藉上述的分析與2017年總統選舉制度需要改革的理由,更深入了解新加坡選舉中族群考量的本質。

 

 參、檢視早年族群衝突。

 

一、1950年代有關新加坡當今種族和諧政策,常見的論點就是避免早年的種族衝突再現, 例如鄭永年(2014)就指出「集選區有效地保障了少數族群在政府和政治過程中的代表性,從而防止了族群衝突」。不過,從新加坡建國基礎來看,少數民族在選舉中難以對抗華族還有爭辯的空間。李光耀在1955年開始自治後的首次普選成為立法會議員時,當時擔任首席部長(Chief Minister,相當於今日的總理)的是立法會的多數黨領袖大衛馬紹爾(David Saul Marshall, 1908-1995),他是猶太裔,外型和亞洲人有明顯差距。換言之,早年的新加坡甚至由非華族擔任領導人。

馬紹爾是律師,以反抗英殖民政權,追求新加坡獨立知名,曾於1956年訪問北京並與周恩來會談,他的族群背景與中國經驗也襯托出1950年代政治環境。首先,當時馬紹爾面對的主要反對黨是人民行動黨,主要對手是同為律師的李光耀。

由於李光耀「擅長突出族群差異,製造敵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1956年在議院中批評馬紹爾「我們的領袖不是亞洲人,他不會了解亞洲的民族©(傅樹介,2016:107)。

李光耀出此言反映出即使華人社會認可的代表,仍然可以被華人反對者以族群理由製造矛盾。而即使華人之間也可再因政治理由劃分。當時新加坡出現許多社會暴動,暴動的內涵雖然有族群因素,但也具備反殖反帝理想,更與中國形象密切相關。如1955年的「 福利巴士工潮」(Hock  Lee Bus Riots)與1956年的「華文中學暴動」(Chinese Middle Schools Riots ),由於反抗人士的組合多為受中文教育的新加坡華人,令受英語教育的華人( 如李光耀)與西方殖民主義者都將他們認定為「華人沙文主義者」(Chinese Chauvinists)(Trocki, 2006:112

當時中國已由共產黨統治, 在冷戰與當時馬來半島的環境下,這些說中文的暴動者在政治身份上容易被簡化為共產黨,然而這些華人的反殖民性格, 也成為早期人民行動黨的主要群眾力量,協助說英語的李光耀在1955年以這類華人群眾辯護律師的身份進入政壇。李光耀(2000:245)在態度上自然投其所好, 宣稱「華人為中國感到異常自豪。 如果要我在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間作出選擇,我會投票支持共產主義,絕大多數華人也會這麼做」。

人民行動黨1959年擊敗壓制共黨不遺餘力的林有福政府,以左翼政黨的姿態取得政權。取得政權後的人民行動黨內部出現分裂,到1961年說中文的華人勢力脫黨另組「 社會主義陣線」(Barisan Sosialis),兩種背景的政治菁英正式再分左右,合作關係才正式結束。回顧李光耀的言論與受中英文教育的政治菁英分合,顯示出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可依其角色的變化及政治利益的需要,先與「華人沙文主義者」友好,後則加以敵視。

更早的1950Maria Hertogh 暴動是由兒童撫養權問題所觸發。被印尼人收養的荷蘭女孩應否依印尼法律成婚的辯論中,許多歐洲與東南亞「文明」與「落後」的爭執,可以詮釋為天主教與伊斯蘭的衝突、白人與印馬民族的衝突,但更是殖民母國對殖民地人民壓迫所引起的反抗,論者也可各依其理念詮釋記憶。李顯龍就曾和反對黨的詹時中(Chiam See Tong )在國會為Maria Hertogh暴動的起因辯論,前者依循政府論述,堅持是種族衝突,但後者則認為是人民追求政治與社會正義所造成(The Straits Times, 1988:15)。

 二、1960年代

就其當今多元種族理念的宣傳而言,最常出現的記憶是19647月與9月新加坡發生造成36人死亡的馬華種族暴亂(Huxley , 2000:14),但也可以從中看出政治與選舉如何介入挑動族群關係。首先,經過殖民統治,城市中的馬來人和華人有互相尊重文化的傳統,也有本土、外來、懶惰等偏見與爭執,特別是戰後華人民族意識高漲,使雙方似乎嚴重對立。但即使如此,1964年之前雙方並沒有嚴重族群衝突,也解釋新加坡華人透過公投,順利在19639月與馬來聯邦合併,同時被吉隆坡的馬來人政府所接受。合併後不到一年就發生暴動,可見原因複雜,並不全然是種族原罪。

19643月人民行動黨北上進入馬來半島參加大選,觸動了馬來人擔心華人與共産黨進入其勢力範圍的敏感神經,來自馬來政壇的指責與批評自不待言。但就新加坡方面的責任而言,副總理杜進才證實李光耀當時競選時常使用反馬來人言論,而部長林金山也指出無論黨內同志如何勸說,都難阻止李光耀用激烈的言辭挑動群眾情緖,凡此導致新馬的衝突升級,進而分裂(Barr and Skrbis, 2008:29-30)。

李光耀對馬來人的偏見,可能遠近皆知。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 1909-1994)於1967年向詹森總統(Lyndon Baines Johnson, 1908-1973)報告,「基本上,李光耀是一個聰明的華人,他認為馬來人是很懶散的民族」,而在族群議題上,李光耀的一些評論對馬華關係是「破壞性的與無助的」(destructive and unhelpful)。魯斯克的原文是“Basically, Lee is a bright Chinese who thinks that Malays are pretty sloppy people”。見Memorandum, Dean Rusk to the President, “Your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of Singapore,” in File POL 7, Box 2748: 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 1967-1969,College Park, Maryland: National Archives 1964年種族暴動的因果後指出,這不僅僅是種族暴動,更是政治操作的暴動,新加坡的種族關係雖非完美,但不斷引用政治操作過的種族衝突當理由,政府就可以用不同的手段控制新加坡社會,方法之一就是集選區。他認為政府如果真的在乎種族和諧,就不會等33年,直到1997年才制定「種族和諧日」(Racial Harmony Day)。

同樣的論點也可以用來檢驗選舉制度。學界已指出經歷1964年的族群動蕩,新加坡獨立後國內的馬來人對「華人主導的人民行動黨」(Chinese-dominated PAP)感到明顯的不安(Rahim, 2007:108),而「華人主導的人民行動黨」也用殖民時期留下的懶惰等偏見看待馬來人(Lian, 2015:24)。若新加坡政府有意透過選舉制度改善族群和諧,特別因為1969年馬來西亞發生大規模的種族暴動,新加坡也受牽連(Conceicao, 2007:112-13),人民行動黨掌握的國會完全可以提早數十年進行。不過,1969年當馬來西亞為族群問題所擾時,李光耀告訴來訪的紐約大學教授Jerome Cohen1930),學馬來文「只是回到叢林的通行證」(merely a passport back to the jungle)(Cohen, 2015)。李光耀貶低馬來人的態度,解釋即使經歷死亡與暴動,人民行動黨數十年間仍缺乏動機促進政治上的族群和諧,直到1988年才出現保護少數民族的選制。

 

 肆、1980年代的選舉與記憶

 

 從新加坡的種族衝突和集選區制度出現的時間點來看,雙方沒有明顯的聯結,而獨立後數十年缺乏政黨競爭,社會少了政治操作,必定是族群和睦的重要理由。因此也更值得深思,為何在1980年代的族群和諧環境中,出現早年族群衝突的記憶進而修改政治制度?

回顧1988年以前的政治環境,由於反對勢力消滅殆盡,執政黨在獨立後享有了許久國會一言堂。這個情形在1981年首次出現改變,因為印度裔的反對黨惹耶勒南(Joshua Benjamin Jeyaretnam)不但以過半票數在安順選區(Anson SMC )擊敗人民行動黨的華人候選人馮金興(Pang Kim Hin),1984年他再次以更大差距擊敗人民行動黨的華人候選人吳博韜(Ng Pock Too )。當時安順區的華人約占62%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1981 ,華人候選人卻毫無優勢,歷史上該區選出的全部都是少數民族代議士,包括前述猶太裔的大衛馬紹爾。事實上新加坡跨族群投票的現象非常明顯( 翁俊桔,2000:70-74),而安順區更是新加坡族群融合的最佳表率,也是少數族群在政治上毋需華人保護即可自力更生的證明。然而惹耶勒南成為一言堂中惟一雜音,對執政黨的威脅掩蓋了該區族群融合價值。執政者厭惡他的程度, 可參考李光耀在國會中對他如「 騙子」(hustler)、「卑鄙傢伙」(skunk)、「癩皮狗」(mangy dogs )等辱罵(Hass,1999:122)。

在實際壓制上,政府不但以各種手段在1986年取消了這位少數民族議員的資格,為了預防死灰復燃,也在1988年取消了安順這個存在三十年的選區。從人民行動黨1980年代處理惹耶勒南與安順選區的態度上,很難看出族群和諧的考量。

1984年除了惹耶勒南,詹時中也在波東巴西單選區(Potong Pasir SMC)打敗執政黨的馬寶山(Mah Bow Tan),成為當時國會的第二位反對黨議員。完全控制許久的國會,忽然面臨快速上升的反對力量,必然是人民行動黨思考改變選制的因素,故學者指出人民行動黨在1984年選舉中得票率下跌12.6%,因而藉推動集選區擴大國會掌控能力(Tan and Thio, 2016:157-69)。

換言之, 由於政治需求,新加坡族群衝突的歷史,從遺忘中被重新記憶,進一步被詮釋與編造成1988年國會新選制的主要理由。實際操作上更以族群人口變化為由,集選區可在選前任意變更疆界,使反對勢力難以組成有效團隊,執政黨時常毋需選票就能獲勝。 施奕任(2011:83 統計,1988年執政黨因同額競選而當選的人數占國會總數13.58%。隨著集選區擴大,比例也不斷上升。1991年是50.62%1997年是56.63%2001年是65.48%2006年是44.05%。這表示集選區實施後,很長一段時間人民行動黨幾乎毋需選票就可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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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1981-1984的惹耶勒南外, 安順區所選出的國會議員分別是:

Baharuddin bin Mohamed Ariff (1959), David Saul Marshall (1961), Perumal Govindaswamy (1963-1976),Chengara Veetil Devan Nair (1979-1980)

 

伍、受益的族群

一、被保護的華人集選區造就許多不必選就當選的議員,而團隊中最大的族群又是華人,因此這個制度到底對誰有利,就很值得爭辯。例如2011年的國會選舉, 提名日當天在丹戎巴葛集選區(Tanjong Pagar GRC ,謝世儒(Chia Shi-Lu 臨時接到人民行動黨命令上陣,由於沒有反對黨挑戰, 從登記到當選僅1個半小時。

此外, 該區在當年有一位議員顧蔡磯(Koo Tsai Kee)退休,他從1991年開始在該區當選議員後服務了二十年,這段國會生涯中受到集選區缺乏競爭的庇蔭,四次大選中從未獲得任何一張選票。換言之,雖然集選區確保少數民族在國會維持一定比例,但可能也保護更多華人獲得不必競爭就當選的政治生涯。

留下少數單選區席位主要由華人競逐。由於新加坡的選舉中,執政黨幾乎都完勝,有限的勝負多集中在單選區,因此檢討執政黨在單選區的敗選者, 可進一步檢驗集選區的保護效果。

以上述詹時中為例,被他1984年擊敗的馬寶山,1988年立即轉到新設的淡濱尼集選區(Tampines GRC),當選後於1990年入閣,之後持續在集選區競選直到2015年退休。詹時中1988年在波東巴西再度獲勝,被擊敗的陳冠立(Kenneth Chen Koon Lap)則在1991年轉到沒有競爭者的豐加集選區(Hong Kah GRC),於1997年連任一屆後退休。詹時中接著在1991年與1997年再度蟬聯,被連續兩次擊敗的顏來章(Gan Lai Chiang)於2001年轉到沒有競爭者的馬林百列集選區(Marine Parade GRC ),當了一屆沒有選票的議員後退休族群與政府的關係密切,也使新加坡政府管轄的多元族群社會格外引人重視。其多元種族政策受到讚譽的同時,也有不少研究關心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如何藉族群政策達到政治目的。Noman Vasu選舉中執政黨幾乎都是大獲全勝,集選區在此時的確也起了照顧弱勢的功能,不過不是少數民族,而是執政黨的選戰敗將,而他們剛好都是華人。集選區用來安撫或協助人民行動黨華人選戰敗將的翻身的例子很多,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另一位著名的工人黨議員劉程強(Low Thia Khiang)身上。劉程強1991年在後港單選區(Hougang SMC)擊敗陳原生(Tang Guan Seng),後者在1997年轉戰沒有挑戰者的宏茂橋集選區(Ang Mo Kio GRC ),當一屆沒選票議員後引退。劉程強1997年擊敗的王志豪(Heng Chee How ),2001年也離開後港,轉往惹蘭勿剎集選區(Jalan Besar GRC)至今。人民行動黨後港單選區候選人朱倍慶(Desmond Choo Pey Ching)在2011年先敗給工人黨饒欣龍(Yaw Shin Leong),2012年在補選中再敗給方榮發(Png Eng Huat),雖然兩次敗選的差距都近30%,但沒有阻止人民行動黨在2015年將他安排到淡濱尼集選區,隨後進入國會。

最近一次的例子是被工人黨李麗蓮(Lee Li Lian)擊敗的許寶琨(Koh Poh Koon)。20131月的榜鵝東補選,形勢對人民行動黨不利,故許多黨內人士怯戰。 許在選前三週由李顯龍邀請入黨,接著參選並敗選。明顯地出於補償心理,李顯龍在2015年讓許寶琨進入自己的宏茂橋集選區。有李顯龍領軍的集選區等於是勝選保證,而許寶琨也在當選後入閣。

從許寶琨等人身上看出如何藉集選區保障特定人物進入政壇。自1984年至2016年的大選和補選,在單一選區遭到反對黨擊敗的人民行動黨候選人共有11人,但單選區選民的決定,不妨礙其中7人在下一場選舉被安排入集選區敗部復活。集選區保障政治人物的特色,以吳作棟(Goh Chok Tong)的說明最清楚。

1988年集選區創立時,吳當時擔任副總理,也聲稱新加坡實行單選區和分別為馬寶山、陳冠立、顏來章、陳原生、王志豪、朱倍慶、許寶琨、吳博韜、 薛愛美(Seet Ai Mee)、劉錫明(Eric Low Siak Meng)、李宏壯(Lee Hong Chuang)。人民行動黨的菁英離開政壇後,一般都會被安排到政府企業擔任要職。

集選區混合的制度,使新加坡政治包含更多的多元種族主義( 韋紅、 謝偉民,2012:48)。不過吳作棟卸下總理職後的2006年,則公開指出這個制度幫助執政黨更容易將新人送入政壇(Li, 2006)。

吳作棟前後兩種詮釋,間接證實修改選舉法令,維持種族和諧的背後,更多的是讓執政黨容易贏得選舉, 凸顯擊敗反對勢力是推動制度的主因。除此之外,集選區也出現單選區所沒有的保護、彌補與安慰效果,除讓占多數的華族候選人容易在國會覓得一席,在單選區落敗又在集選區東山再起者也剛好全都是華人。

 二、少數民族選不上?

集選區的基本假定是少數族群無法在華人社會中的單選區勝出,曾任臺灣駐新加坡代表的邱進益就支持這樣的說法,他以其實務經驗證實「 集選區的設計在保護少數族裔參政權,並不在鞏固人民行動黨執政」,因為「 新加坡有77%華人,少數民族沒有參政機會」(黃譯萱,2015)。但這並不符合新加坡的選舉經驗。以下以圖表顯示少數族群在單選區的表現與占國會席次比例。這兩個圖表凸顯以下二個事實。首先,1988年集選區制實施前,七次大選中的六次,國會中少數族群的席次比例高於全國少數民族的組成比例。少數族群每次都能在單一選區制下獲得1518個席次,代表少數族群不需制度保障就能在國會獲得兩成至三成五的政治代表性,整體而言也高於全國族群比例。

而集選區實施後的前兩次大選,少數族群在國會依然低於全國比例,一直到1997年選舉,國會比例始略超越全國比例迄今,但也無法超越19591968年的高比例。因此少數族群在單選區制度難有勝算的說法,有再檢討空間。

其次,由於假定少數民族無法自力取勝,絕大多數名額從單選區改置集選區,使1988年少數民族議員僅2位自單一選區產生。此後在1991年至最近一次2015年的六次大選, 少數民族幾乎僅在集選區出現。惟一例外是歐亞裔的Michael Palmer2011年於榜鵝東單選區(Punggol East SMC)以54.54%得票表一 新加坡歷次國會選舉少數族群組成統計時間少數族群當選席次(單選區/集選區)該次選舉總席次少數族群國會席次比例少數族群人口比例 

注:資料來源:整理自Singapore Elections Department (2015);

Chua (1964:220-33);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1981:210-19, 2011, 2016);施奕任、孫采薇(2013:300)。

 圖一 少數族群人口與國會席次比率當選

 Singapore Elections Department, 2011),甚至高於兩位華人對手李麗蓮林睦荃(Lim Bak Chuan Desmond )得票加總。 換言之,少數族群在集選區實施前後,國會中席次比例變化幅度不大,但獨立參選機會幾乎被完全剝奪,罕有展現實力的機會。

表一及圖一未列入20165月在武吉巴督單選區(Bukit Batok SMC)補。該次補選印度裔的穆仁理(Murali Pillai )以61.23%的高得票率擊敗徐順全(Chee Soon Juan),是少數族群選戰實力的最新例證。徐順全是知名的反對派,選後雖然遭譏「 政治號召力有限」(陳慶文,2016),卻再次凸顯新加坡跨族群投票現象顯著。 少數族群不但能大比例擊敗華人, 也與政治號召力較相關,實毋需集選區保障。

 

陸、族群效果

 

新加坡民間對執政黨長期藉集選區拒絕接受民意檢驗的抨擊高升,使2011年僅有李光耀領軍的丹戎巴葛5人集選區未遭遇反對黨競爭,到2015年則不再有此現象,反對力量上升表示數十年來用族群理由保障執政的效果開始失靈,也說明為了贏回民心,李顯龍從2009年至今不時聲稱要增加單選區,等於開始走回1988年以前的舊制,族群制度再度因政治需求而調整。

執政黨在2011年與2015年失去1個集選區,但仍然掌握14-15個集選區,因此反對力量未成熟前該選制仍然是保障執政黨勝選的重要工具。雖然需要改革以爭取民心,但速度不快,其席位仍占國會極高的比例,從2009年宣布要改革迄今已歷兩次大選,僅從2006年的89.28%降到2011年的85.2%,最近的2015年選舉卻又微幅升至85.39%Singapore Elections Department, 2015)。

雖然集選區制已開始緩慢調整,政府也長年宣示改革,回顧近三十年來的集選區制度, 少數民族「需要保護」的觀念卻已生根,華人藉保護少數族群的理由「搭便車」當選的現象又清楚地長期存在。結果就是名為保障少數民族,不僅讓國會中大多數的華人輕鬆當選,也有助於選不上的華人政客敗部復活。

華人政客享受優越的政治環境卻拿保護少數民族當藉口,認定後者無法在單選區自力更生,就能夠解釋為何種族歧視問題在新加坡一直無法消失,常有對少數民族不敬之言。

例如李光耀曾公開表示,可惜新加坡不是由100%的華人組成,否則國家表現會更好(Ortmann,2009b:33)。最近的例子則是李光耀在2011年公開指伊斯蘭教帶來落後,穆斯林難以融合,且從前後文來看,他指的就是馬來人(AsiaOne,2011a)。建國元勛如此針對性的批評,上行下效的結果,就是人民行動黨的華人青年團員, 批評馬來人幼稚園的娃娃車像是載著「 恐怖份子的實習生」(terrorist trainees)(AsiaOne, 2011b)。印度人也無法倖免。朱為強(Choo Wee Khiang)形容開車經過小印度區(Little India 一片黑暗, 不是因為沒有光,而是因為太多印度人(Cunha,1997:28)。李光耀接受西方媒體訪問時, 則公開指印度人比華人懶惰是基因與文化問題(Barr and Skrbis, 2008:10)。而潘麗萍(Denise Phua )也形容小印度區的印度人像「走路的定時炸彈」(walking time-bomb)(Channel News Asia, 2016b)。

李光耀、朱為強、潘麗萍等都是集選區華人議員,也是執政黨的菁英,理應是整個華人社會與政府尊重少數民族的代表。他們傳達出對少數民族的偏見,不但證明許多華人對少數民族的態度並沒有因為選制改變而修正,更對比出官民的巨大差異。新加坡平民或反對人物的語言常遭放大檢視,並以嚴厲的族群和諧相關法律懲戒,但相關法律卻從未適用在執政黨(華人)政治人物的族群語言上,顯示這些政治菁英對於族群和諧,掌握完全的話語權。

新加坡的歧視問題明顯, 引來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的關注,於20104月派遣專員Githu Muigai前往了解。他的調查報告中將集選區視為種族歧視的起因,因為此制等於是(華人)把少數民族體制化 (institutionalized

加強彼此分界,對少數民族造成更深的負面刻版印象(negative stereotypes )。僅僅只待一星期的Muigai 舉例, 稱他已聽說新加坡的小印度區不安全(United Nations, 2010)。這份報告不但是集選區無助族群和諧的國際認證,某種程度上也預言了2013年造成139傷的小印度區暴動。

 

柒、2017年總統選舉與記憶

 

聯合國人權報告批評集選區造成對少數民族的刻版印象時, 新加坡的總統是印度裔的納丹(Sellapan Ramanathan,1999-2011任職)。新加坡歷屆總統中不乏少數民族, 包括歐亞裔的Benjamin Henry Sheares 2017年總統選舉與記憶聯合國人權報告批評集選區造成對少數民族的刻版印象時,新加坡的總統是印度裔的納丹(Sellapan Ramanathan, 1999-2011任職)。新加坡歷屆總統中不乏少數民族, 包括歐亞裔的Benjamin Henry Sheares (1971-1981任職)與印度裔Chengara Veetil Devan Nair1981-1985任職)最著名的應是馬來裔的Yusof bin Ishak ,他於19591965年間的自治與合併時期已擔任新加坡的Yang di-Pertua Negeri(元首),全面獨立後的19651970年續任總統, 其肖像出現在今天新加坡每張紙幣上,外觀也與華人明顯不同。

整體而言,近一甲子中三分之二的時間,這個職位都是少數民族擔任,每天使用的鈔票也由馬來裔總統代表,應已無族群不和諧的爭議。然而李顯龍在2016年要求修改總統選制,保障2017年選出的總統為少數民族,讓族群「更和諧」的理想外,更應探討真正的原因,也可從總統選制的變遷來檢視。

1980年代反對勢力興起時,除以族群理由推動集選區,李光耀也開始蘊釀將內閣制下的虛位元首修改為全民普選而較具實權的總統,理由是避免出現「一個揮霍無度的政府……把新加坡弄垮」

。由於總統選制變更的過程,從研究、討論到實際修法,耗時超過七年,陳鴻瑜因而讚賞「新加坡政府對重大決策問題相當重視民意」(陳鴻瑜,1994:26-36)。

不過,人民行動黨建國元勛王邦文(Ong Pang Boon, 1929-)當時也在國會指出, 修法的核心是擔心反對勢力,因為內閣外再架設民選總統的制度「無論怎麼看,都是為了保證親行動黨候選人當選,以便讓他在另一個政黨贏得大選的情況下,把新總理和他的政府拉下馬」(Low , 2016)。為擔心反對勢力而設計的總統民選制度,1993年開始實施後反而威脅到執政黨自己。得票率58%的王鼎昌(Ong Teng Cheong)出身執政黨,在執政黨的支持下參選,但當要求行使總統的財政職權,有龐大民意基礎的總統立即對總理產生威脅。王鼎昌得不到國家財政資料,使衝突逐漸公開化,故內閣決定由納丹取代王鼎昌(Latif,2009:213-15)。因此納丹在1999年參選時,政府將選情操作成無人競選,納丹毋需任何選票就當選。沒有民意的納丹與內閣配合良好,2005年再度參選,也剛好是無人競選,再度未獲任何一張選票就連任。

如前所述,2011年民怨高漲,政府難再操作無人競選,反而一次讓四人參選總統。反對力量有三人,即使選票分散,陳清木仍然獲得34.85%的選票,而人民行動黨支持的陳慶炎得票率僅35.2%0.34% 的差距讓執政黨戒懼,也讓從未參加總統選舉的反對力量深獲教訓。

陳清木預定將於2017年捲土重來,而呼聲很高的陳清木若勝選,依現行法律勢將威脅李顯龍的實權。

從族群與選舉的歷史來看,李顯龍目前急於以族群理由更改總統選制,目的就十分清楚。為應付可預見的艱困選情,族群不和諧在此時重新被記憶,詮釋與編造保障少數族群的理由與制度,實際目的是在選舉前就取消陳清木的資格。當今集選區制度調整緩慢,過去總統選制從修法也耗時多年,對照此次改革總統選制僅耗時數個月, 凸顯政府極具決心與效率。即使修法在2016

11月才完成, 律政部長尚穆根(K Shanmugam)已在同年9月搶先宣布陳清木將不具參選資格(Yahoo Singapore, 2016b)。而即將因為族群理由而失去參選資格的陳清木,只能感嘆「如果憲法修改是因為某個人,這對新加坡人來說將是可悲的」

政府除了認定將由馬來裔取得2017年的總統職位,為了減少挑戰,此次修憲還提高了限制:原來僅要求需具備管理價值一億新元企業的經驗,修憲後變成五億新元( 約三億五千萬美金)(Hussain, 2016)。馬來族群原本就少,管理大企業者更少,放眼全國符合資格的大約只有人民行動黨的國會議長哈莉瑪(HalimahYacob),恐將重演過去不必選票就當選的情節。

由於預期不會遭遇挑戰,即使離選舉還很遙遠,總理公署部長陳振聲(Chan Chun Sing)已不止一次用「總統女士」(Madam President)稱呼哈莉瑪(Salleh,2017)。而如此層層保護下生產出來的總統候選人,對馬來裔形象的影響卻非全然正面。擔任修憲公聽會的代表,同時也是新加坡無任所大使、前國會議員與穆斯林的Zulkifli Bin Baharudin 表達的意見很有代表性。他認為需要有這種保留給特別族群的制度,「直到馬來人能獨立,毋需支持,毋需任何特殊安排」(Salleh, 2016)。

在族群和諧的理由下, 馬來裔雖然即將成為國家象徴,但修法是基於強化「少數民族選不上」的思維。換言之,政府為了阻擋陳清木,所付出的代價是包括穆斯林菁英在內,都需要強化馬來人「無法獨立」、「需要特殊安排」的負面記憶,等於再度確認華人對馬來人的「懶散」、「落後」等偏見。聯合國人權報告中批評集選區造成的「體制化」與「負面刻版印象」,又在總統新選制中重現。

 

捌、結論

 

從國會到總統選制的調整,都說明只要用政治操作族群的習慣不改變,所謂新加坡的族群問題就會持續下去。早年華人不但支持與馬來聯邦合併,也在單選區內選出少數民族擔任政治代表。這些事實顯示新加坡的族群關係即使不完美,但也非處處對立。政治操作後使新加坡的族群記憶強調衝突,產生的集選區制雖然確保少數民族在國會的代表,實質上國會議員比例並未較單選區時代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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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until the Malays can stand on their own two feet, without any assistance, without any special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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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為了鞏固人民行動黨政權而設計的選制,其中少數民族雖然受到保障,但執政黨更多的華人政治人物受到庇蔭,卻由少數民族承擔選不上的罪名。官方塑造出少數民族的弱者形象,反而鞏固華人對少數民族的偏見,這些偏見反過來又成為政府促進族群和諧的政治理由與手段。由此可見學界檢討新加坡族群不和諧及相關制度需求時,文化與人口組成所造成的差異性固難忽略,但更應注意政治菁英如何操作。

回顧新加坡的族群與選舉關係,1964年衝突即因選舉操作而起,

1980年代在和諧的族群環境中,隨著反對黨進入國會,早年族群衝突被執政黨重新記憶,藉此建立新選制以壓制新興的反對勢力。而近年政府要修改集選區制, 並非基於族群和諧的進展,乃因該選制保障執政黨的效果逐漸失靈,而有限的改革速度也顯示政府不願放棄這個有利的制度。相較之下,近一甲子以來元首職從未有族群問題的記憶, 但若2017年可能由反對勢力擔任, 則迅速詮釋族群理由,在選前就製造新的選舉制以剷除對手。

換言之, 積極用修法「維護和諧」,讓身為華人的陳清木無法參選總統,或把華文列為擔任總理的條件,使民眾喜愛的印度裔尚達曼難登大位,這些族群理由的背後都隱藏著執政者的需求。因此檢討新加坡的種族問題,改革不一定為平衡族群,不和諧的起因也非僅族群大小。只要「不和諧」對執政黨與其領袖有必要性,族群問題就會持續下去。一甲子以來,新加坡人民先票選出由少數民族領導的政府,繼而公投同意和馬來人成立新國家,歷次國會選舉跨族群投票明顯,今日的Yahoo Singapore民調也證明華人社會能接受少數民族能擔任總理。凡此皆表示新加坡族群關係毋需過度擔憂,回顧政府話語中出現族群時而和諧、時而緊張的印象,更突顯要擔心的其實是統治菁英如何藉選擇性記憶,任意詮釋與編造族群關係。

本文以「記憶、遺忘、詮釋與編造」為架構,檢視新加坡選舉史中的族群理由,認為歷史記憶往往係由政治的需要所操縱,從統治者的需求切入,對於研究的完整性將更有助益。

Yahoo Singapore與李顯龍二者透露出的差異,意味即使身處族群和諧環境, 不斷強調衝突的記憶不但有助「華人主導的人民行動黨」贏得穩定社會的聲望,更能藉此記憶持續操作種族關係,塑造有利政權延續的制度。而即將來臨的2017年總統選舉,將是政治操作記憶的最新例證.

 

行动党胡搞血缘关系!——孽生了一头非牛非马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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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

为什么说反对总统选举是一场“百团大战”?因为:

1.这场总统选举并不是行动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政治角力!反对党(不论是工人党或者民主党)根本就无意参与行动党制定的所谓“总统选举”的游戏规则!他们仅仅要求行动党政府严格遵守国家宪法!他们反对行动党政府随意或者任意修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

2.这场总统选举已经是涉及到选民除了30%反对党的支持者外的选举了!他们反对行动党政府蹂躏和践踏国家宪法!他们所现有的公民基本权利和权益被剥夺了!这些选民是以陈清木为首的行动党支持者!他们在上一届总统选举是投票给陈清木或者陈如斯的!

3,这场总统选举也涉及到一部分拥护和爱戴已故总统王鼎昌的支持者!他们不满行动党政府随意篡改新加坡共和国民选总统选举的历史!他们当中许多是当年追随王鼎昌的行动党支持者和建国一代!

×××××××

2017831日是新加坡共和国第六届总统任期届满日。

李显龙终于被迫与2017828日发布“政令状”:

2017913日举行新总统选举提名日;。如果有超过一名候选人,2017923日为总统选举投票日。候选人需要提交提名文件、参选资格证书(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马来族群证明书,以及政治捐款证书《联合早报》:《总理今天颁布选举令状 提名日913 投票日923 》(见网址:http://www.channel8news.sg/news8/singapore/20170828-sg-writ/3810534.html?cid=CHNEWS#.WaPEtCly_3Y.facebook

行动党的哈莉玛经历了一个多月被老百姓尽情的“凌辱”后,终于盼出头来了!

为了让哈莉玛“符合”参与行动党政府设置的“总统选举保留给马来族群”的规定,“有心人”暗地里“帮忙”她修改了在《维基解密网》站上介绍其个人履历:原属于印度族父亲血缘、母亲原属于马来族血缘,全改为马来族。

在经历了网民的“狂轰滥炸”后,她终于承认自己的父亲是印度籍、母亲是马来籍。但是,哈莉玛承认了自己的种族血缘与行动党政府修改总统选举宪法条例是冲突的。为此, 面对着网民的继续围剿,她最终说:1.自己是否“符合”参与总统选举候选人的资格“交由”一个叫着“马来族群委员会”最终“裁定“!(什么是“马来族群委员会”?请往下阅读。在此暂时不谈。)2.新加坡的选民已经“四次认可她是马来人“了!她的所谓:“四次认可她是马来人”,指的就是:她参与和赢得了“四次新加坡的国会大选”!

李显龙宣布2017913日为新加坡第一届保留给马来族群参与的总统选举提名日!——这是李显龙为哈莉玛走出“栅栏”择定了一个“黄道吉日”!

李显龙也铁定2017年9月23日为新加坡第一届保留给马来族群的总统选举投票日——这是李显龙为哈莉玛择定荣登加冕的大喜日子了!

总统提名日和投票日既然已经定下来了。行动党一手编剧与上演的一场闹剧总统选举也跟着拉开帷幕了!这是一场傀儡戏。被行动党推出上台的就是傀儡。新加坡老一辈的福建人把傀儡戏叫做“摸屁股戏”。

李显龙在Facebook发贴文表示,

“我国是多元种族的国家,每一名公民应知道,他们的族群的其中一人,有一天能成为总统,并且时不时成为总统,代表所有新加坡人。希望国人能支持最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愿景,以及我们国家的候选人。除了在国内之外,也在国际社会上代表我国。”

那些在行动党政府“计划外”有意参与这场傀儡戏演出的人必须要有经过“资格审核”的关闸。谁有资格被行动党恩准参与这场傀儡戏呢?那得由行动党组成的“马来族群委员会”说了算。

马来族群委员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

  1. Imram Mohamed,前AMP主席、前管委议员、现任职于总理公署属下和平主义委员会;

  2. Madam Fatimah Azimullah(PBM)前马来妇女协会顾问、现任职于于总理公署属下和平主义委员会;

  3. Mohamed Alami Musa现任职于社会发展部属下(MCCY)、新加坡穆斯林宗教理事会;

  4. Yatimah YUsof 前行动党国会议员并担任过数名部长高级秘书;

  5. Zulkifli Baharudin前管委议员、新加坡管理大学信托人、新加坡驻乌兹别克斯旦共和国及卡斯克斯旦共和国份额常驻大使。

已知的三名“铁定”参与者是如下:

  • 哈莉玛——前行动党马西泠油池集选区及国会议新加坡共和国国会议长;

  • 法立——海事公司波旁海事亚太主

  • 沙里马里肯——第二房地产集团创办人兼总

这三个“有意”参与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呢?看看以下《联合早报》于829日的报道,就知道“选情”如何了!(见网址:http://www.channel8news.sg/news8/singapore/20170829-sg-president-elex-analyst/3811356.html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许琳珠博士认为:

“很不幸的,因为这个明确的标准,这那两位有意参选者都没有达到自动合格的标准,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明显不足,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拥有审议标准所要求的资格。”

行动党圈养的“政治观察者”陈庆文说:

法立和沙里马里肯很可能需要证明他们拥有所需的经验和专长,尽管他们所掌管公司在财力方面,没有达到要求。对他们两人来说,这将是难以达到的要求。理论上,他们离标准要求还有一段蛮大的差距,我认为竞选的可能性相当低。

言外之意,除非有“特殊原因”,哪些“有意参与”行动党编导的这场傀儡戏闹剧者必须通过“马来族群委员会”的“认可核准”才有可能参与演出。

行动党要不要让这场傀儡戏公开和热闹上演呢?

问题根源在于:

为什么行动党非得“通过”修改宪法:

“保留给马来族”来进行这场总统选举?

行动党强行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令后几个月的事实已经证明:

以李显龙为首的行动党第三代领导人就是一群窝囊废!

他们是在“作茧自缚”!

试想:

  1. 如果当初(就是在国会强行通过修宪)时定下的是:来届“保留给马来人”的局限,改为是“只限于穆斯林教徒”才有资格参与总统选举!那么,哈莉玛是不是不必经历过去一个多月遭受网民的“百般凌辱、体无完肤”遭遇呢?

  2. 如果不进行强行修宪,行动党是不是会在来届的总统选举“失利”?

  3. 事实上,行动党在修宪时已经圈了不让“闲杂人等”未经允许、不准进入的条例了:

有意参与总统选举者,“必须达到私人企业家企业股东权益至少五亿”;二、在总统头上戴上紧咒:规定了总统理事会驾凌于总统之上、可以否决总统的意见;国会驾凌于总统委员会之上、可以否决总统委员会的意见!总统委员会是由政府委任成立的。

如果行动党对自己设立“夹持总统”的这个“万无一失”的“安全关闸”没有信心,那么。唯一可以解答的就是:行动党在看待和评估“民情与时局”上已经做出了“令自己胆寒”、又“令旁人担心”的结论了!

行动党一手编导的“保留总统给马来族”的傀儡戏上演日期已经公布了!行动党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陈庆炎将于2017831日期满卸任,行动党政府无法在他离职前举行新的一届总统选举!201791日零时到2017924零时。新加坡共和国将第一次没有总统。这说明什么的原因!(咱们可以不必理会有关陈清木医生的进行法院上诉的事件。)

事实上,行动党完全可以在不修宪情况下举行总统选举的!行动党“绝对”可以赢得“总统”选举的!那个充当日本皇军走卒的纳丹(已故)不就是在没有“对手“情况下赢得选举并连任两届的”总统“吗?

这就是为什么说行动党是在“作茧自缚”的其一!

行动党执意要搞具有浓厚种族主义的“总统选举”,这是行动党“作茧自缚”其二!

让咱们看看最靠近新加坡的两个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选举国家元首的历史。

马来西亚70%以上是马来族(包括少数的印度裔族),他们都是穆斯林教徒。担任马来西亚政府内阁的主要成员(首相、财长、国防部长……首选都是以马来人为优先),英国人在1958年让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更是在法律上承认了马来人特权和设立了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这个法律已经延续到今天。

印度尼西亚的印尼人,准确地说是以穆斯林教徒为主的印度尼西亚人占了全国人口80%或是更高的比例(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教徒最大的人口国家)。从1947年印度尼西亚人民摆脱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独立后至今,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教徒是统治和主导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的。

我们来看看有总理公署发布截至2016年6月30日人口统计报告:

总人口数:5,607.3万人;其中:

华族人口:2,923,172万人;

马来族人口:525,888万人

印度裔人口:356,878万人

欧亚裔/混血人口:127,623万人

以李显龙为首的行动党第三代领导人真的是为马来族同胞“打抱不平”吗?

李光耀在196589日宣布新加坡共和国成立时,已经委任的第一位国家元首就是马来族友索夫;新加坡的国歌就是以马来语谱曲的。(题外话,相信行动党从2000年引进的1百多万外来新移民(除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外),包括原籍来自中国、南亚次大陆、缅甸、菲律宾、印度支那三国和西方国家……等至今能够像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及其后代一样唱一首完整的国歌《前进吧,新加坡MAJUALA SINGAPURA》有多少个?)

这绝对不是他们的“初心”!

他们的“初心”目的是:

  1. 要为了防止陈清木医生参与来届的总统选举!

  2. 担心2011年总统选举结果事件重演!

以下是2011年总统选举的结果:

陈庆炎:35.2%;陈清木:34.8%;陈如斯:25%;陈钦亮:4.9%。所以它们不得不要搞种族主义的总统选举!

这就是行动党“作茧自缚”的其二!

哈莉玛的血缘已经说明她根本就是印度裔的穆斯林!行动党不顾其血缘事实,既然行动

党执意要把她推到这场傀儡戏的舞台中央!

行!那我们就把实情告诉三大种族同胞,为什么不要把票投给铪莉玛!

我们要告诉印度族同胞:因为哈莉玛不承认自己的血缘是印度族,请印度族同胞不要相信她将会是一个拒绝承认自己血缘的人会为全体新加坡各种族同胞谋福利的“总统“!不要把票投给她;

我们要告诉马来族同胞:因为哈莉玛的父亲是印度族,她绝对不是纯种的马来人。请马来族同胞不要相信她将会是一个拒绝承认自己血缘的人会为全体新加坡各种族同胞谋福利的“总统“!不要把票投给她;

我们要告诉华族同胞:既然李显龙说,“我国是多元种族的国家,每一名公民应知道,他们的族群的其中一人,有一天能成为总统,并且时不时成为总统,代表所有新加坡人。希望国人能支持最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愿景,以及我们国家的候选人,”那么,为什么要在宪法特别规定本届总统选举只限于马来族!

请华族同胞不要相信她将会是一个拒绝承认自己血缘的人会为全体新加坡各种族同胞谋福利的“总统“!不要把票投给她;

如果我们上述的呼吁和号召不是基于种族主义基础和前提!我们是基于国家宪法和誓约的明确约定向选民提出呼吁的!如果行动党蓄意说我们的呼吁是可能有意“挑起种族主义课题”!那是行动党本身开启这场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总统选举”的罪魁祸首!

我们国家的誓言是:

新加坡国家信约: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行动党圈养的那些所谓“专家学者”已经“极其准确地”为那些“有意”参与总统选举的候选人的“资格问题”说明了可能不符合资格的原因?(见网址:http://www.channel8news.sg/news8/singapore/20170829-sg-president-elex-analyst/3811356.html)他们明显地就是在给“马来族群委员会”定调子!

我们不知道在913日的候选人提名结果如何?

如果行动党组成的“马来族群委员会”确实“否定”了其他两位“候选人”的“资格”,当然就不必劳驾全体选民大家光临投票站了。

如果行动党为了让这场傀儡戏闹剧演出逼真,而“破格”批准那两位“候选人”。那么,我们号召大家把选票投给那两位候选人其中一位!请大家考虑不要投废票!因为在选举法令下,废票是不被计算成反对票的。我们要的是让哈莉玛的得票率降得越低越好

反对行动党上演的这场总统选举就是一场“百团大战”!大家爱怎么打就怎么打!您想用什么办法能够让行动党政府有多难堪就多难堪!不必拘泥!

为什么说反对总统选举是一场“百团大战”?因为:

1.这场总统选举并不是行动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政治角力!反对党(不论是工人党或者民主党)根本就无意参与行动党制定的所谓“总统选举”的游戏规则!他们仅仅要求行动党政府严格遵守国家宪法!他们反对行动党政府随意或者任意修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

2.这场总统选举已经是涉及到选民除了30%反对党的支持者外的选举了!他们反对行动党政府蹂躏和践踏国家宪法!他们所现有的公民基本权利和权益被剥夺了!这些选民是以陈清木为首的行动党支持者!他们在上一届总统选举是投票给陈清木或者陈如斯的!

3,这场总统选举也涉及到一部分拥护和爱戴已故总统王鼎昌的支持者!他们不满行动党政府随意篡改新加坡共和国民选总统选举的历史!他们当中许多是当年追随王鼎昌的行动党支持者和建国一代!

这就是为什么说:反对行动党政府的“保留总统给马来族”的斗争一场“百团大战”!

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只有一个敌人:行动党政府!

我们在这场斗争中要达到的首要目标:就是降低哈莉玛得票率!

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尽可能争取实现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让哈莉玛落选!

不论我们斗争这两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现在我们已经彻底暴露了行动党政府在这场总统选举中的难看吃相!

行动党政府现在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们必须也是只能“马死地上走”!不论是“不劳而获”的形式、或者通过“选举”的形式,最终孽生的就是一头非牛非马的“总统”!

(中英文版)李绳武回复总检察署 Mr Li Shen Wu Letter to the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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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语;

本文章中文版本如与李绳武先生的英文原文内容或者语句含义有所不符之处,均以李绳武先生的英文版本作为最终解释权。特此说明。

 

复函全文如下

总检察署Mr Francis Ng

敬启者

事项:关于您201788日来函

  1. 我对于您201787日来函,仅此回复如下。

  2. 总检察署仍然要求我接受事关我捏造有关“虚假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新加坡缺乏司法独立。这是我于2017715日在自己的脸书(FACENOOK D的私聊群组栏里的帖子。总检察署指责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和干扰新加坡的司法。总检察署要求我做出道歉和承诺不再重覆这样的指责或者类似的指责。假设为遵循总检察署的要求,它准备终止有关的司法程序立案。有关这项针对我对新加坡司法独立的错误判断和干扰新加坡司法的已经进入司法立案的程序了。

  3. 总检察署在对外做出的这项指控是建立在一个未经确认、在我的私人脸书网页的快拍照片。

  4.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的叔叔李显龙总理的新闻秘书(指张丽琳)会获悉总检察署致给我的私函里所提出的这几点要求。她是在818日公开了总检察署想问提出的这几点要求。

  5. 无论如何,我于84日已经公开清楚说明了这是我个人的帖子。假设(读者)细读有关帖子的内容可以明白并没有攻击新加坡的司法制度问题。我在帖子里所评论的动机是具有良好的。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针对新加坡政府的诉讼性质。它其使用这个的法律规则和行为扼杀了新闻自由。我说了,为了更好的表述我本意,已经对这帖子做了修改。

  6. 我于84日致给总检察署的复函里已经解释了有关总检察署所相信的帖子是未经确认的内容。这帖子完全是我的私人帖子。(总检察署所阅读到的)帖子的内容的上下文是脱节的。而把这脱节的帖子内容归罪于是我的个人的声明。我并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我并没有做出任何有关干扰新加坡司法制度说法。

  7. 总检察署要求我发表一篇不确实和与我公开发表的帖子内容相互矛盾的声明。我于8曰日回应了总检察署的要求。他们要求我对自己没有说过的断言做出道歉。

  8. 事实的真相是:我不可以承认一个自己没有犯上的错误,以换取他们不再对我继续进行司法立案的起诉程序。

  9. 总检察署仍然继续忽视我于2017715日在脸书私聊栏的帖子是属于个人私密交谈的看法。我在脸书私聊栏的帖子里所说的话说是我与朋友之间私聊。即便是我对那帖子进行修饰部分内容也是属于私密。除了我的朋友之外可以看到外,其他外人士无法看得到的。我完全没有责任承担任何人在未得到我的允许下广泛散播的我私聊帖子的原件内容。总检察署把这份使用快拍形式而被广泛传播的帖子视为是藐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

  10. 2017717日,总检察署向媒体宣布,他们正在“关注”我在脸书私聊栏的帖子内容。即是这份从不知名来源获取、以过快拍形式帖子。总检察署对外宣布我的这份帖子本身,实际上就是引发了广泛传播和重覆传播我的帖子的影响。

  11. 即便是我在84日发表一篇公开的帖子,我也没有重覆那私密帖子的内容字眼。总检察署投诉说这帖子是具有藐视性质的。我坚持澄清,我没有任何企图攻击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我同时也修饰了帖子的部分内容,以更清晰地说明自己的本意。

  12. 无论如何,总检察署在稍后对外发表抱怨字眼的声明。

  13. 尽管我已经回复总检察署的复函是在他们分别公开声明之前,总检察署并没有同时对外说明我已经回应的复函。基于此,我不得不对外发表自己回复总检察署的复函说明,总检察署宣称的有关我的帖子的投诉内容是与我的元帖子内容完全不符合的事实的。

  14. 总检察署在2017721日致给我的第一封信件甚至要求我删除我在715日在私聊栏发表的帖子。他们的来函说:“脸书网页和其他社交媒体/在线媒体以及其他我所拥有的文件,其中包括由我保管或者控制的文件”。现在,总检察署在其201788日的函件,接受了我不必删除在我自己的私聊栏已经修饰的内容的帖子。

  15. 总检察署把注意力盯住了我的私人帖子,但是,继续忽视那些复制断章取义我的帖子的其他人,包括主流媒体。由于未经本人授权以快拍形式上载与本人原帖子内容不相一致的帖子和文字被广泛地传播和复制使用,总检察署来函所投诉的有关文字(即藐视新加坡司法制度)仍然公开地流传着。

  16. 总检察署避重就轻。他们不去追究那些进行发布和重覆发布我的私聊帖子的人。假设总检察署坚持要对我的已经进行澄清和修饰私聊帖子进行司法起诉的话,那么,总检察署就首先必须起诉新加坡的主流媒体,并要求它们删除未经我的授权发表和复制的帖子原文。

  17. 最后一点:于84日到6日之间,新加坡主流媒体报道说,总检察署的发言人说,我回应总检察署收到我的复信是在201784日下午5点钟之后。

  18. 这是错误的。我回应总检察署的信件是于201784日星期五下午4.40分以手递方式交到总检察署的。这可以从总检察署保安处的摄像镜头记录里查看的。我要求总检察署更正它们向媒体发出的错误声明。

您诚挚的

李绳武

哈佛大学院士协会

相关链接:

《李绳武给总检察长的回复》https://renminglishiziliaoaku.wordpress.com/2017/08/05/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Attention: Mr Francis Ng SC

Dear Sirs,

Your​ ​letter​ ​dated​ ​8​ ​August​ ​2017.

  1. I refer to the letter dated 8 August 2017 from the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AGC).

  2. AGC still demands I accept that I made “false and baseless allegations” about the lack of independence of the Singapore Judiciary in my private post of 15 July 2017, and that my assertions were wrong, and are in contempt of the Singapore Judiciary. AGC demands that I apologise and undertake not to repeat the allegations or make further similar allegations. If I comply, AGC is prepared to discontinue the legal proceedings it has filed against me.

  3. In making its allegations and demands, AGC has relied on an unverified screenshot of my private facebook page.

  4. Curiously, my uncle PM Lee Hsien Loong’s press secretary is aware of these demands that AGC made to me privately. She disclosed these demands to the public on 18 August.

  5. However, I made clear in a public post on 4 August that my private post, if read in context, did not attack the Singapore Judiciary. Any criticism I made was in good faith, and was aimed a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s litigious nature and its use of legal rules and actions to stifle the free press. I said I had amended my private post so as to clarify my meaning.

  6. In my response letter to AGC of 4 August, I explained that AGC took what it believed, without verification, was my private post completely out of context and attributed to me statements I did not make. I did not make any assertions in contempt of the Singapore Judiciary.

  7. AGC’s latest demands require that I make statements that are untrue and contradict my public post and my response to AGC of 4 August, and require that I apologise for assertions that I did not make.

  8. The truth matters: I cannot confess to a crime I did not commit in return for a discontinuance of the legal proceedings against me.

  9. AGC also continues to ignore that my 15 July post is private and what I say in it is for my friends only. My amendment to the post is also private: it remains inaccessible to anyone other than my friends. I am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widespread and unauthorised public public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my original post, which AGC complains is in contempt of the Singapore judiciary.

  10. On 17 July, AGC announced to the media that it was “looking into” my private post. By making public comment on an unverified screenshot from an anonymous source, AGC itself sparked widespread publication and republication of my post.

  11. Even on 4 August, when I made a public post, I did not repeat the words in my private post that AGC complains are in contempt: I instead made it clear that I did not attack the Singapore Judiciary and had amended the post to clarify my meaning.

  12. AGC however in its press statement thereafter made public the words it complains of.

  13. Although my response letter was delivered to AGC before its press statement, AGC did not make public my response. I therefore made public my response letter to make clear that AGC had taken the words it complains of completely out of context.

  14. AGC in its initial letter to me dated 21 July even required that I delete and remove my 15 July private post from my “Facebook page and any other social/online media and other documents in your possession, custody or control”. AGC now accepts in its letter of 8 August that I need not delete my private post as I have amended it.

  15. AGC sets its sights on policing my private post, yet continues to ignore the publication and republication of the these words by others, including Singapore’s mainstream media. The words AGC complains of remain publicly available because of the widespread publication and republication of the unauthorised screenshot or language used in my original post.

  16. AGC has done nothing to pursue the real publishers and republishers. If AGC prosecutes me over a private post which I have clarified and amended, AGC should prosecute Singapore’s mainstream media, and require that they take down their unauthorized publication and republic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my original post.

  17. A final point: Between 4 and 6 August mainstream media in Singapore reported that a spokesman for AGC had claimed that my response letter was only received by AGC after 5pm on Friday, 4 August.

  18. That is incorrect. My response letter was hand-delivered to AGC at 4.40pm on Friday, 4 August. This will be borne out by the footage from AGC’s security cameras. I request that AGC correct the false statement that it made to the media.

Yours faithfully,

Li Shengwu

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

(中英文版)国庆日NATIONAL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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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素兰

当我在1990年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时是在有条件释放令下释放的。释放令的其中一条条件是,除非我事先获得内部站全局局长的允许,我才可以出国旅游。无论如何,我在被拘留期间的行为惩戒性的。内部安全局局长向我保证,他们是不会阻碍我的离境。因此在我获得释放时,我立即向内部安全局申请前往澳大利度假。

他们要求我提交证据证明我的意图。因此,我购买了机票和获得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签证,但是尽管如此,我的申请离开新加坡仍然是被拒绝了。

今天回头来看,政府可能会对他们拒绝我的申请感到后悔。我之所以说政府对我的申请会感到后悔,那是因为在我的申请被拒绝后,我决定撰写我在狱中的回忆录。在释放后的一年,我并没有工作。这令内部安全局感到焦虑。它们感到好奇,为什么我不急于寻找一份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邀请我共进午餐。在共进午餐时,他们向我提出给予各种职业供我选择,其中包括从公务员到政联企业,甚至是律师事务所。由于我不能够让自己被人以任何一种形式控制着我,我拒绝了它们所提供的所有职业。就我而言,当我在监禁期间,我确实思考过,我决定为自己寻找一份工作,这是关系到我的生活的最基本问题。我会回到私人的律师事务所。政府已经将我的私人律师事务所摧毁了。但是,我将向它们证明,我将会在没有他们的“协助”情况下生存下来。

我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狱中回忆录。我把写好的回忆录搁置在一边,我知道如果我将这本回忆录出版发行之后,我将会自杀。20年后,我把回忆录拿出来。我重新编辑打印和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在蓝色栅栏后面——一为政治犯的回忆纪实》(Beyond the Blue Gate, Recollections of a political prisoner

内部安全局的释放条件令在期满两年后并没有失效。就在它失效前,负责我的案件的警官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凤凰山内部安全局总部他的办公室。他要在哪儿发我一份延长释放条件令的通知书。我告诉他可以直接通过传真机传真给我,我将会收到。最终, 那位警官亲自到我的办公室把延长释放条件令通知书交给我。我想邀请他到麦当劳劳快餐店喝咖啡,与他共同分享自己的看法。

在我的释放条件令届满后,我获得了自由。在那一年,我决定在国庆日离开新加坡。我不愿意观看阅兵仪式和文娱表演。在我小学时期,我曾花费几个月的排练体操表演参与了这些演出。在我年轻时,作为一个对摄影感兴趣的职业成年人,我在烈日下,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体育馆和大操场,观看战斗机的飞行表演和检阅仪式。我第一次决定在国庆日越过长堤到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的Pelangi购物商场。为什么?因为我获得自由旅行和更多的国庆日?

我的理由是,我无法接受这种人为展示的爱国主义。

谁是真正的新加坡爱国者,并不是哪些站在观礼台上观看军事飞机的飞行表演、文化表演和燃放烟花的人。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比花费数以百万计的展示军事力量更加深刻。展现爱国主义并不是在全岛到处悬挂用一些装饰的布匹制成国旗。或者更糟糕的是,把底裤内衣、或者抹地布挂在上面国旗的上面。

爱国主义是热爱一个国家。它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赞同政府的所有政策,甭管这些政策是否是非正义与否。爱国主义者的忠于这个国家,而不是忠于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假设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实施或者执行一套不合法或者不好的政策,爱国者为了这个国家的前途必须站出来反对。

过去几十年来,我对在国庆日疯狂展示国旗已经感到厌恶。我无法接受一些人由于为了反对不合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说了一些话就导致被逮捕监禁。

在我之前,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人被逮捕监禁起来了。他们被逮捕监禁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新加坡!而是因为他们的真正热爱这个国家。他们才是真正最爱国的公民。今天比起哪些年薪百万的部长,他们为自己的热爱的祖国所做出贡献的巨大的。

这里附上一首诗。它是前政治拘留者赛.扎哈利撰写的。这是他在196322日的“冷藏行动”大逮捕中被捕,他于当年在监狱里撰写了这首诗。他被监禁了17年。(这首诗收录在曾荣盛先生出版的《百年诗念》——赛查哈利诗集)

《反国家分子》

他们说,“反国家分子”

噢,这就是证据

果真如此?

推翻殖民主义

反抗帝国主义

打倒压迫

打倒残暴

……这就是“反国家”

是的,我反国家!

如果

埋葬掉

一切不公平

一切凌辱的歧视制度

以及封建制度

……这就是“反国家”

是的,我再次承认“是的”

千真万确

我“反国家”

 

NATIONAL DAY

by Teo Soh Lung

 

When I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in 1990, I was subjected to restrictions, one of which was that I could not travel abroad without the blessings of the ISD director. However my conduct in prison was so exemplary that I was assured by the ISD that it would not impede my departure. And so immediately upon my release, I applied to take a holiday in Australia.

I was asked to show proof of my intent. So I purchased an air ticket and obtained a visa. Despite doing all that, my application to leave Singapore was rejected.

The government may have regretted their decision to reject my application today. I say regret because I decided then to write my prison memoir. I didn’t work for about a year, much to the anxiety of the ISD. It must have wondered why I made no attempt to secure a job. As a consequence, I was invited for lunches and offered various jobs, ranging from civil service to semi-government companies and even a law firm. I rejected all offers as I couldn’t see myself being controlled in any way. Looking for a job was the least of my concern because I had decided, even when I was in prison, that I would return to private legal practice. The government had destroyed my law firm but I would prove to them that I can survive on my own without their assistance.

It took about a year to complete my prison memoir. I kept it away for I knew that to publish it then would be committing suicide. Twenty years after, I took it out, retyped it and published Beyond the Blue Gate, Recollections of a political prisoner.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on me did not lapse at its expiry of two years. Just before its expiry, my case officer telephoned me at my office. He told me to go to Phoenix Park, the ISD headquarters to receive an extension of the restriction order. I replied that he could fax it to me and I would acknowledge receipt. In the end, he came to my office and served the fresh order on me. I think I invited him to coffee at MacDonald and gave him a piece of my mind.

After the expiry of the extended restriction order, I was free. That year, I decided to get out of Singapore on national day. I could not bear to see the parades of military might and cultural shows. As a school kid, I had participated in those shows, taking months to prepare a gymnastic performance. As a young working adult with an interest in photography, I had spent my time at the stadium and padang in the hot sun, watching fighter aircrafts and parades. Why then did I decide to cross the causeway to Johor’s Pelangi shopping mall on the first national day that I was free to travel and many more national days?

My reason is this. I cannot accept the artificial display of patriotism. Who is a loyal Singaporean is not one who stands at the grandstand watching the extravagant display of military aircrafts, performances and fireworks. Patriotism runs deeper than the million dollar display of military might. Patriotism is also not the display of the national flag all over the island, with some using it as a piece of decorative cloth or worse, disrespecting it by hanging underwears or floor rugs over it.

Patriotism is love for one’s country. It does not mean agreeing to every government policy no matter how unjustified it may be. Patriotism is loyalty to one’s country, not the leaders of the country. If the leaders carry out unlawful acts or bad policies, one has a duty to speak up for the good of the country.

For many decades, the fanatical displays on national day put me off. I could not accept the fact that people like me who simply spoke up against some unjust laws and policies would end up in jail. Thousands before me have also been imprisoned not because they were anti-Singapore but because of their genuine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hey were the most patriotic of citizens. They could have contributed hugely to the country than most of our million dollar ministers today.

Here is a poem by Said Zahari, composed soon after he was arrested in 1963 and imprisoned without trial for 17 years.

 “Anti-National”

“Anti-National”, they said

Lo, here is the proof.

Is this truly so?

If
To destroy the colonialists

To oppose to the end the imperialists

To eliminate oppression

To liquidate injustice

this be “Anti-National”

Yes, I am Anti-National

If
To entomb the system of discrimination

All injustice, all servitude

And bury feudalism

this be “Anti-National”

Yes, once again my declaration is “yes” and it’s true

I am Anti-National!

(From Our Thoughts Are Free, Poems and Prose on Imprisonment and Exile edited by Tan Jing Quee, Teo Soh Lung and Koh Kay Yew)

(中英文版)SDP考虑通过司法程序要求政府举行马西泠-友池集选区补选 SDP to consider legal proceedings to compel govt to call for by-election in Marsiling-Yew 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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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P考虑通过司法程序迫使政府举行马西泠友池集选区补选

 

哈利玛.雅古女士已经宣布,她准备参与来届的总统选举;她同时也提交辞呈辞去了马西泠友池集选区国会议员。

集选区选举制度是是在1988年开始实施的。当时提出实施这个制度的理由是:

“确保新加坡国会将永远是一个有多元种族组成和具有代表性的。”正因为如此,国家宪法要求参与集选区的团队必须最少要有一名成员是来自少数种族社群的。

基于宪法条款的这个约定,哈利玛女士身为马西泠友池集选区的国会议员,她辞去了国会议员,不论在宪法约定的条款下,或者实施集选区的精神实质上都是与集选区制度背道而驰的。鉴于此,她的辞职必然要导致马西泠友池集选区举行补选!

每当举行大选时,政府都依法规定必须要有一定数额的集选区,以显示选举是具有公平的代表性的。假设政府可以去掉一个他/她已经获选的少数种族国会议员,那么,为什么政府要设下规定集选区参选的少数种族人数参与竞选!

与此同时,政府不断地特别强调在集选区制度下少数种族的代表性,是为了确保这些少数种族在集选区制度下的成分有效性。在(有关少数种族的)国会议员辞职后,是不是政府也同时除去了少数种族的国会的代表性?

明确地说,哈利玛女士的辞职,是行动党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的。这样就可以让她参与另一场选举。行动党不可以为了制造进行举行另一个选举的机会,而允许让经过国会选举的国会议员的职位空置着的。这是对选举制度的一种践踏和对选举制度的一种嘲弄。

如果行动党坚持集选区选举制度,那它必须遵守法律规定进行补选,不能够鱼与熊掌兼得。

陈振声部长说,无论如何,假设哈利玛女士辞职的,留下的国会议员空缺职位将不会举行补选填补。这是一种独断独行和违背宪法的做法,是与集选区制度的的背道而驰的,它必须受到司法的挑战。

 为此,新加坡民主党将会积极探讨寻求通过法律途径要求举行马西泠友池集选区举行补选,确保行动党不会随心所欲地更改法律条款的约定或者自行诠释法律条款适应自己执政上的需求,

SDP to consider legal proceedings to compel govt to call for by-election in Marsiling-Yew Tee

Singapore Democrats

Ms Halimah Yacob has announced that she will contest in the 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has resigned as MP for the Marsiling-Yew Tee GRC.

The GRC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 1988, the official reason being

to ensure that Singapore’s parliament would always be multiracial in composition and representation.

As such,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at GRC teams include at least one member from a minority community.

Given this rationale, Ms Halimah’s stepping down as MP runs counter to the essence of the GRC system both in letter and spirit. Her resignation must necessarily trigger a by-election in Marsiling-Yew Tee.

The government determines the number of GRCs needed at any one general election necessary for fair representation. If the government can remove a minority MP at will after he/she is elected, why set the number of GRCs – and therefore the number of minority MPs – to be contested in the first place?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stipulates the particular ethnic representation for a particular GRC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ethnic community in that GRC is adequately and effectively represented. By removing that MP, is the government not also removing that community’s representation in Parliament?


To be clear, Ms Halimah’s resignation is a deliberate and calculated ploy by the PAP to remove one of its MPs in order that she may stand for another election. The PAP cannot be allowed to vacate elected Parliamentary seats just to maximise its electoral chances for another office. It is an abuse of the system and makes a mockery of the general elections.

If the PAP insists on taking such a step, it must abide by the rule of law and call for a by-election. It cannot have its cake and eat it too.

Minister Chan Chun Sing says, however, that no by-election will be held if Ms Halimah were

to resign from her seat. Such a unilateral and unconstitutional measure runs counter to the concept of the GRC system and must be challenged.


To this end, the SDP will actively explore legal remedies to ensure that the PAP does not willy-nilly change rules or interpret the law to suit its own political ends by calling for a by-election in Marsiling-Yew Tee.

 

李绳武给总检察长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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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语:

  1.  这篇封信是翻译自李绳武先生回复新加坡政府总检察署的来信。它的中文内容负如与原文有任何出入或不符之处,均以李绳武先生的英文原文为最终解释权。

  2. 李绳武先生的这封信是刊载在他个人facebook网页上。是属于公开的,不是在私聊栏里。李显扬先生于201785日中午在个人网页转载了李绳武先生的中锋回信。请到下列网址浏览:       https://www.facebook.com/LeeHsienYangSGP/?fref=mentions

×××××××××××××××

 

日期:201784 

致:

总检察署

Mr. Francis Ng SC

敬启者:

事项:关于您2017721日的来信。

 回复如下:

 关于总检察署2017721日来函事宜。请允许将回复时间延长至今天下午5点。

  1. 总检察署将我个人于2017715日在FACEBOOK私聊栏里发表的帖子提出异议。同时,指责我在私聊栏里所发表的帖子定性为属于藐视法院。

  2. 我在私聊栏里的帖子内容是完整的。总检察长摘录这些帖子的内容是断章取义的。

  3. 我在私聊栏里里的帖子包含了两个段话。我的重点是在第一段话。第二段话是加上“引号”的。

  4. 无论如何,总检察署只引用了第二句话,同时,在引用时删除了“引号”。

  5. 我在抓帖子的两段文字里表达自己所要说的话。在我的私聊栏里的帖子,我的第二句话是使用斜体字,但是,我加上了引号的。我是这么写的:“假如您密切关注最近新加坡的政治危机,您将会得出一个总结。这是良好的一面。(请您记住,当然,新加坡政府是非常热衷于打官司和拥有一个顺从的法院系统。这限制了国际媒体通常报道的内容……)”

  6. 在我的私聊栏里,我分享了《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它的内容:“新加坡有序规则的模型是被一场痛苦的家族世仇所动摇。”这是我总结(最近新加坡)政治危机时所引用的话的出处。我也同时提供了《纽约时报》编辑部有关(新加坡)限制了国际媒体的报道的新闻。

  7. 纵观我于715日在私聊栏里的帖子是谈不上藐视法院的。

  8. 总检察署在断章取义地引述我在私聊栏里的第二句话和链接《纽约时报》编辑部信息,就认定说,“(我在私聊栏里的帖子)非常明显地就是在谈到‘一个顺从的法院系统’,这是不是新加坡司法制度遵循新加坡政府所制定的方向。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是独立的。它将无视任何法律案件的实情,在任何法律程序中继续扮演有利于新加坡的政府的角色。”

  9. 总检察署似乎已经读完我在私聊栏里的帖子内容的每一个字。它已经错误的理解我的原意了。

  10. 没有人在复制我在私聊栏里的帖子时,向我提出任何需要我澄清的问题。无论如何,我愿意在此做出澄清以解除总检察署对我的误解。

  11. 我在说新加坡是一个“顺从”的司法制度的同时,提供了《纽约时报》编辑部在20104月发表的报道链接(我提供的有关《纽约时报》编辑部链接,并不等于我接受它们的这篇报道的全部观点。)我并没有说,或者灌输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是按照新加坡政府的所需的方向实施的、或者说它是不是具有独立性的、或者说它将无视任何法律案件的实情,在任何法律程序中继续扮演有利于新加坡的政府的角色。一个“顺从”(的司法制度)的对象是灵活的、灵活的或可适应的。这是与兼容对象相反。它是容易受到影响或者服从的。一个“法院制度”围绕着总检察署、起诉官和普遍的司法环境。如此类推,举个例子来说,如新加坡的医疗系统的效率低下,这不等于是说它的医院不称职、或者它的医生护士懒惰。新加坡的法院系统对于新闻自由是采用了不同一套的法律规则。对比与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有更大的灵活性找到新闻机构承担负其诽谤责任。当新加坡政府领导人起诉一名新闻记者诽谤时,比起其他国家来说,新加坡政府拥有更有利的地位。

  1. 假设阅读了我的私聊栏的里的帖子内容,它将会证明,这帖子并没有任何意图误导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我在私聊栏里的帖子第一段内容是明确地焦聚在《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有关新加坡的政治危机。第二段内容是使用了让人关注的引号,有关新加坡政府的司法制度对付国际媒体的行为,就是对国际媒体的报道采取了新闻检查制度。

  2. 任何人批评新加坡政府,将面对新加坡政府具有侵犯性的司法起诉,诸如被司法起诉诽谤等已经造成了限制国际媒体的报道。

  3. 我在自己的私聊栏里的帖子内容并没有造成任何公众人士对于司法制度的产生信心动摇的问题。

  4. 无论如何我已经修改了我的私聊栏帖子,并澄清我的所要表达的意思了。

  5. 总检察署的来信同时也忽略了我于715日在私聊栏发表的帖子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这就是:我在自己的facebook私聊栏里的帖子仅属于我与我的网友之间吧了。

  6. facebook设定的相关条款约定下,我在发表的任何内容或者信息时,如果是设定使用“公开(Public,那么,任何人包括了facebook以外的人都会看到和使用这些内容和信息,并与我联系。无论如何,我于715日发表的帖子无并没有设定为“公开”。这是一个私聊性质的帖子。没有人在未征得我的同意之前可以复制或者引用这个帖子。

  7. 我已经使用facebook已经超过10年了。我过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为征得我的同意之前,就复制或者使用我的私人帖子的情况。

  8. 我完全没有同意任何人要求使用或者复制我于715日在私聊栏发表的帖子。

  9. 无论如何,于715日下午450分,一位facebook 匿名者未经我的授权下,使用快拍形式把我的这张私聊栏的帖子张贴在facebook “公开”网页上。张帖我的帖子的匿名者并不在我的facebook网友名单里。这张未经我的允许张贴在网页上的快拍帖子仍然显示了我的帖子是属于“仅属于朋友”的图标。

  10. 这张未经我授权,以快拍形式私人帖子或者内容,随后被他人复制和成为公开在facebook 是未经我的同意的。717日,主流媒体《早报》、《海峡时报》、《商业时报》、《亚洲新闻频道》和《新报》等全部都在它们的网上刊登了我的这张私聊栏的帖子。

  11. 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或者个人联系过我,要求我对此帖子进行证实或者澄清说明。

  12. 相反地,主流媒体将我的私聊帖子变成了公开新闻并广泛地传播开来,它们让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于716日就这帖子发表评论。徐芳达对我的私聊帖子的内容感到“遗憾”。紧接着,总检察署于717日说,正在关注着我的这张帖子。

  13. 我看到了主流媒体发表的文章,并于717日下午42分做出的回应。我把自己的facebook 网页设定为公开。以表达自己于715日在私聊栏里发表的帖子已经足于引起新加坡总检察署反应。我澄清说,我在715日张贴的帖子是属于设定了“与‘自己的网友’分享而已”(在那个时候有20个人给这帖子按了“赞”)我同时也澄清,主流媒体的报道“这帖子是在星期六张贴,并在当天较后的时间卸载下”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这帖子至今尚未卸载下来。

  14. 总检察署书的来信错误地认为我的私聊栏帖子是可以预见到将广泛地在新加坡被复制。

  15.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需要承担这张私聊栏的帖子在新加坡被广泛地复制的责任。

  16. 我从来就未预见到,未经我的同意,这张以快拍形式上载的帖子或者内容会被复制流传开来。

  17. 我也未曾预见到,在这帖子成为了主流媒体或者主流媒体会把我的私聊栏的帖子给了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让他发表意见、或者总检察署向主流媒体发表“它们正在关注有关事件”的看法、或者主流媒体焦聚报道了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的意见或者总检察署的看法。

  18. 我本以为主流媒体在发布这私聊帖子内容的问题,以及它们把这帖子交给徐芳达高级政务部长和总检察署前,将会与我进行核实和寻求澄清。我于715日发表的facebook 私聊栏的帖子是仅仅属于私下的帖子。由于总检察署关注公众将会再复制我的私人帖子。或许,总检察署应该要求主流媒体和哪些上载或者复制未经我同意授权就上载我在私聊栏的帖子者删除、或者移除这帖子。我的帖子在私聊栏里的帖子仍然留在我的facebook个人网页上。我并没有卸下这帖子。我已经对这帖子那些产生误会的内容进行修改了。

 

4 August 2017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Attention: Mr. Francis Ng SC

Dear Sirs,

Your letter dated 21 July 2017

  1. I refer to the letter dated 21 July 2017 from 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and to AGC’s extended deadline for my response by 5pm today.

  2. AGC takes issue with a private posting I made on Facebook on 15 July 2017 and accuses me of the offence of contempt of court because of what I said in my private post.

  3. The context of my post is everything. AGC has taken my post completely out of context.

  4. What I said in my private post comprises 2 sentences. My focus was on the first sentence. The second sentence is in parenthesis.

  5. AGC’s letter, however, quotes and takes issue only with the second sentence, omitting the parenthesis.

  6. I set out in context what I said. The second sentence is in italics but I have inserted theparenthesis as it appears in my private post: “If you have been watching the latest political crisis in Singapore from a distance but would like a summary, this is a good one. (Keep in mind, of course, tha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is very litigious and has a pliant court system. This constrains what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can usually report …)

  7. In my private post, I shared the article by Wall Street Journal: “Singapore, a Model of Orderly Rule, Is Jolted by a Bitter Family Feud” which summarized the political crisis I had referred to. I also provided a link to a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on the constraints to reporting by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8. Viewed in context, my private posting of 15 July is not a contempt of court.

  9. AGC, refers to the second sentence of my private post and the link to the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out of context, to assert that “The clear meaning of (my private post), in referring to ‘a pliant court system’, is that the Singapore Judiciary acts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is not independent, and has ruled and will continue to rule in favour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in any proceedings, regardless of the merits of the cases.”

  10. AGC appears to have read an entire paragraph from a single word. AGC has misunderstood me.

  11. No one who publicized my private post had approached me for any clarification as to what I meant. However, I would like to make a clarification to resolve AGC’s misunderstanding.

  12. In saying that Singapore has a “pliant” court system, and in providing a link to an editorial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 April 2010 (my providing a link to an editorial does not imply that I endorse all its contents), I am not saying or imputing that the Singapore judiciary acts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or that it is not independent, or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rule in favour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in any proceedings regardless of the merits. A “pliant” object is flexible, supple, or adaptable. This is in contrast to a “compliant” object that is easily influenced or yielding. A “court system” encompasses the AGC, prosecutors, and the general legal environment. By analogy, to say for instance that Singapore’s medical system is inefficient does not have to mean that its hospitals are incompetent or that its doctors are lazy. The Singapore court system operates on a different set of legal rules with respect to press freedom, compared to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more flexibility to find the press liable for defamation. When Singapore government leaders sue a journalist for defam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a more favourable position in Singapore than in those other countries.

  13. If my private post is read in context, it is evident that it is not intended to undermine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e first sentence of my private post makes clear that its focus was the coverage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f a political crisis in Singapore. The second sentence in parenthesis cautions how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s litigation 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acts as a censorship to the cover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14. Any criticism is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s aggressive use of legal rules such as defamation laws which has constrained reporting by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15. What I said in my private post in context does not pose any real risk of undermining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16. However, I have already amended my private post to clarify my meaning.

  17. AGC’s letter also omits the significant fact that my 15 July post is a private posting for my Facebook friends only.

  18. Under Facebook’s terms of service, it is only when I publish content or information using Facebook’s “Public” setting, that everyone, including people off of Facebook, is allowed to access and use that information, and associate it with me. However, I did not use the Public setting for my post on 15 July. It was a private posting and no one is allowed to use or reproduce my post without my approval.

  19. I have used Facebook for about a decade or so. I had never before had my private postings used or reproduced without my approval.

  20. I would not have given my approval to any request to use or reproduce my 15 July private post.

  21. However, on 15 July at 4.50pm, an anonymous Facebook user posted for public viewing an unauthorized screenshot of my private post. This user is not on my Facebook “friends” list. I do not know how this user obtained the screenshot of my private post. The unauthorized screenshot showed the symbol that my post was private and for “friends” only.

  22. This unauthorized screenshot of my private post, and/or content from my private post, was thereafter further republished and made public without my approval by others. In the morning of 17 July, mainstream media ZaoBao, Straits Times, Business Times, Channelnewsasia and The New Paper all published online articles and Facebook postings relating to my private post.

  23. I was not approached by any of the media or anyone for verification or clarification.

  24. Instead, the mainstream media articles capitalized as newsworthy comments made on 16 July by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Chee Hong Tat that he was “disappointed with” my actions and on 17 July by AGC that it was looking into my post, making my private post public news and widely circulated.

  25. I saw the mainstream media articles and in response, on 17 July at 12.42pm I made a Facebook posting on Public setting to express my surprise that my 15 July posting had been enough to trigger a response from AGC in Singapore. I clarified that the 15 July post “was shared on ‘Friends only’ privacy settings (20 likes at the time of this writing).” I also clarified that it had been inaccurately reported that the post was “uploaded on Saturday and was later taken down” when it had never been taken down.

  26. AGC’s letter further incorrectly asserts that it was forseeable that my private post would be republished widely in Singapore.

  27. I am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widespread and unauthorized publication and republication in Singapore of my private post.

  28. I never expected that a screenshot of my private post would be leaked or the contents of my private post republished without my approval.

  29. It was also not forseeable that thereafter my private post would warrant articles by mainstream media or that mainstream media would put my private post to Senior Minister Chee for his comments or that AGC would release a comment to mainstream media that AGC is “looking into it” or that mainstream media would publish reports capitalizing on Senior Minister Chee’s comments or the AGC’s comments.

  30. I would have expected that mainstream media would verify with me and seek clarification of what was clearly a private posting before they carried their stories, and before they put my private post to Senior Minister Chee and AGC. 31. My 15 July post is confined to a private Facebook post. As AGC’s concern appears to be the public reproduction of my private post, perhaps AGC should require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other parties who made my private post public to delete and remove their unauthorized publications and republications. My post will remain private and has been amended to remove any misunderstanding, but not taken down.

 Yours faithfully,

Li Shengwu

 

(中英文版)无限的权力带来无限的责任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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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言:

大家还记得武吉巴督补选期间,警方接到总理公署的投诉有关指控张素兰和鄞玉林涉嫌破坏竞选条例的事件吗?总理公署指他们在冷静日期间发表有关补选的文章事件。为此,警方在2016年5月31日分别传唤了张素兰和鄞玉林到警署闻讯。警方在问讯结束后,又分别把他们带回家进行抄家搜索。他们的个人电子设备(电脑、手机和手提电脑等)都被警方人员充公。理由是这些设备里面可能有涉及与案情有关的资料。

张素兰刚在两个星期前,也就是2017年7月10日到章宜邻里警署取回被警方抄家时没收的电子设备,手提电脑、手机和桌机。

 以下是她发表取回这些设备的经过。

 

无限责任来自无限权限

2个星期前,也就是2017年7月10日,警方归还了他们在2016年5月31日充公了我的电子设备。他们同意的要求,在章宜邻里警署取回这些电子设备,包括了富士手提电脑、联想桌机和三星GALAXY S6手机。因为这所警署距离我居住的地点是步行的距离。这是他们友善的表现。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些电子设备放在行李车推着回家。他们提出了载我回家,我回拒了他们好意。

除了富士手提电脑遭到部分损坏外,其他的两件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

手提电脑的屏光幕和底部已经受损了。警方保证他们将支付有关修理的费用。虽然我的手提电脑使用已经超过10年了,但是,因为电脑里收藏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文件,因此我仍然是要进行修复,

这些电子设备是在警署里打开启动的。看来它们的运作仍然是正常的。在我领取这些电子设备时,警方并没有要求我签收这些电子设备是属于“运作正常条件”的回执。

我想,我将会把这些被警方充公了的电子设备在送去检修,在检修前我会把这些的电子设备送到厂家进行鉴定检视。

我的手机目前市价只值200元,在被警方充公前,我是以800元购买的。

最后,在我离开警署前,驻署警察给了我一封“严厉警告”信件,内容包括了:一、破坏了禁止在选举期间进行广告宣传条例;二、使用刑事手段阻止公职人员履行职责。

我对警方的这些指控是完全否认了。但是,既然这封所谓的“严厉警告信”是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因此。我就不费精力去研究这份“严厉警告信”了。

8名警方人员在2016年到我的私宅进行抄家和充公了我的个人电脑和手机,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不便和巨大的经济损失。没有人会因为警方接到总理公署的投诉后,警方人员就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案方式。

新加坡大多的法律赋予警方人员在没有获得法律授权下,任何情况下,不论白天或者黑夜,查案时可以到被涉嫌者的住宅里进行搜索和充公个人财务。我们已经有了结霜桥环保旧货商协会主席许永坤的案例了。警方人员就是在深更半夜到他的家的。他们充公了他的手机和在其住宅进行翻箱倒柜的抄家,在几天后,警方人员发现,许先生并不是他们设定为邮寄“冥纸”给善达曼部长的嫌疑犯。但是,对于警方因接到来自有关部长的投诉后,对许先所进行的骚扰及造成的损失。许先生并没有因此获得警方的任何赔偿损失。

我仅此期盼警方人员,在未获得法律的许可下,在行使其所拥有额外的搜索权利和充公私人财产财务的权利时,必须谨慎地使用这样权利。他们仅仅牢记这句格言:“强大的力量带来巨大责任”假设新加坡是属于第一上世界。那么, 新加坡人民必须要拥有他们所应拥有的权利。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Two weeks ago (10 July 2017), the police returned the properties seized from me on 31 May 2016. They agreed to my request that I collect my Fujitsu notebook, Lenovo CPU and Samsung Galaxy S6 mobile phone from the Changi NPC, which i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from my flat. That was kind of them as I was able to walk home with a trolley. They did offer to send me home but I declined.

Except for the Fujitsu LifeBook which is damaged, the other two items looked fine. The screen and bottom of my notebook are damaged. The police assured me that they will pay for the repair costs. Though my notebook is more than a decade old, I intend to repair it because it contains valuable documents.

The devices were booted up at the police station and they seem to work. There was no requirement that I acknowledge receipt of the properties in “workable condition”. That was the subject of contention earlier. The police said my former lawyers misunderstood them

I think I will send the seized items for forensic examination before repair.

My mobile phone is now worth less than $200. I had purchased the phone for $800 just a month before its seizure.

Finally, before I left the police post, I was served a stern warning for: – (a) breach of election advertising ban and (b) using criminal force to deter a public servant from discharge of his duty.

I have defences to these alleged offences. But since the warning has no legal effect, there is no necessity for me to delve into them.

The raid and seizure of my personal computers and mobile phone by eight police officers have caused great distress, inconvenience and expense to me. No one deserves such treatment just because a petty complaint is received from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The majority of Singapore laws allow the police to search and seize properties without warrants at any time of the day or night. We have the case of Mr Koh Eng Khoon, Chairma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Recycling of Second Hand Goods at Sungei Road who was visited by the police one midnight. They seized his mobile phone and ransacked his flat only to realise a few days later that he was not the culprit of the “hell notes”. He did not receive any apology from the minister who lodged the complaint or compensation from the police.

I hope the police, possessed of the extensive power of search and seizure without warrant, will use this power with great care and consideration. They must bear in mind the adage that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If Singapore is a first world country, the people deserve fair treatment from those possessed of power.

羊奶妈的扯鸡巴蛋与蔡奶爸的娘娘腔 扭转不了行动党诈骗团伙是造成牛奶粉价格猛涨罪魁祸首和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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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

  1. 规定全国的牛奶粉生产商和代理商家必须为全国三岁已下的儿童供应当年所需的最低数量。这个儿童的数量是在原有三岁以下儿童人数的基础上上加上新生婴儿;

  2. 行动党诈骗团伙如果不在宪法上把牛奶粉列为属于不准携带出境的日常必须食用品!立法禁止新移民、在本地工作的外来移民以及旅居和到新加坡旅游的外国人,允许公开、合法与大量地携带牛奶粉出境!那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诈骗伎俩!

  3. 行动党诈骗团伙必须对那些公开、合法与大量地携带牛奶粉出境的人加收消费税,而不是让可以在离开新加坡机场、港口和陆路的海关还享有消费税的回扣优待!要控制牛奶粉价格猛涨和说服妈妈们相信杨莉明所说的“奶粉就奶粉”,那是在助长和鼓励牛奶粉厂商和商家继续太高牛奶粉价格以及把牛奶粉卖给新移民、外来移民以及旅居和到新加坡旅游的外国人,允许他们公开、合法与大量地携带牛奶粉出境!

  4. 牛奶粉生产商和代理商家可以把上述(1)计划供应数量以外的任何数量,通过网购或者批发卖给国外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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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

正如中国人在两年前开始流行的一句话: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我说过的“破病行动党是一群诈骗团伙”!我的这句话是要天天说!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国家有70%行动党的支持者,特别是哪些近15年来取得公民权的新公民更是不相信破病行动党是一群诈骗团伙!(见网址;https://renminglishiziliaoaku.wordpress.com/2017/05/10/)反之,行动党诈骗团伙的诈骗谎言却已经进入了绝对“霸凌”的境界!所以必须要天天说!

我说过,蔡深江是他官复原职后第一次公开主动向主子表衷心、献殷勤的自白书!他的能耐就是只有、也只能是脏议老百姓霸凌对于破病行动党政府的横行霸道的霸凌行为,他绝对、也不敢进行任何形式的脏议

这句话我还是要说。

当然,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一根葱!不必说三遍、也不必天天说!因为我说过,“蔡深江不就是破病行动党圈养在主流媒体其中的一条狗吧!他和被破病行动党圈养在主流媒体的文棍一样,对破病行动党至今尚未对这些历史上的霸凌行为进行任何表态!” (见网址:https://renminglishiziliaoaku.wordpress.com/2017/05/02/)只要他在涉及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敢于跳出来胡扯蛋,我就是要说。

正题

就婴儿牛奶粉价格高涨的问题,我已经发表过两篇文章了:

1.《破病PAP政府是牛奶粉涨价的罪魁祸首和幕后推手!》

https://renminglishiziliaoaku.wordpress.com/2017/03/25/

  1. 《行动党诈骗团伙在牛奶粉价格猛涨的问题上是拽着明白装糊涂!》https://renminglishiziliaoaku.wordpress.com/2017/05/10/

在两篇文章里我始终坚持的观点原则是:

1.  在牛奶粉价格猛涨的问题,破病行动党就是一群诈骗团伙!

2.     过去10年,行动党诈骗团伙是牛奶粉价格猛涨的罪魁祸首和幕后推手!破病行动党必须承担新加坡的牛奶粉价格上涨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因为他们是没有实施行政手段制止牛奶粉价格猛涨,任其“腾冲”上“九霄云天”!

  1. 行动党诈骗团伙完全知道造成婴儿牛奶粉价格猛涨的历史原因和背景!

最近,行动党的两名媳妇先后提出了有关牛奶粉价格猛涨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她们这么做结果是把一桶被掩盖了的马桶盖掀开!目前马桶的臭屎味已经臭气熏天了!

哪些在过去赚得不亦乐乎的牛奶粉厂家、代理商和与行动党诈骗团伙有着紧密的商业关系的超级市场集团是如何回头看这个问题的?

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们现在都在风头浪尖!他们即便是躺着让诈骗团伙行动党乱枪扫射也绝对不会出声!因为问题不是他们挑起的!如果把问题摊开来,诈骗团伙行动党的淡马锡控股集团及其属下的NTUC平价合作社也绝对逃不了干系!

哪些从新加坡收购的大量牛奶粉离开新加坡回国的老外是如何回头看这个问题的?

新加坡的牛奶粉价格猛涨根本就在乎!价格涨价?!他们是公开合法的向新加坡超市和出口商购买的!他们是合法与公开通过新加坡机场的安检闸口处境或者通过合法报关手续空运离开新加坡的!他们通过机场安检闸口处境还获得消费税(GST)的回扣回执!

新加坡老百姓,特别是年轻夫妇、爷爷姥姥和公公奶奶是如何回头看待这个问题的?

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肯定没有!正如新加坡竞争局所怀疑的:这些奶粉公司可以联手操纵和控制奶粉市场价格!他们要到邻国马来西亚购买牛奶粉吗?行!那他们的面对返回兀兰关闸海关的检查!因为海关是限制出国到马来西亚的新加坡人购买大量的日常用品的!如果出国的时间短暂(不超过48小时),那么,他们所购买的日常用品的款额是会受到限制的!一旦超过海关规定的款额,他们必须缴交入口关税!

行动党诈骗团伙又是如何回头看待这个问题的?让我们先看看这些奶妈们对牛奶粉价格猛涨的问题说些什么?

陈佩玲:

1.本地奶粉涨价幅度远超通货膨胀率,而且也远超其他可相比国家的涨幅。

2.商家定价会考量各种开销及市场因素,而市场因素最不透明。

3.不是因为某个政党的政府的政策而导致奶粉如此高价。

孙雪玲:

抱持着“给孩子最好的心态,再加上婴儿配方返回值是短期开销这样的心态接受昂贵奶粉的原因,但也容易被商家所利用。

行动党诈骗团伙的两位媳妇的比赛揭开牛奶粉价格猛涨的马桶后,立即遭到准妈妈们和网民火力全开的围剿!

为此,

他们在国会上演了一场“嫁祸于人、事不关己”的演出!企图以此扭转不利于他们的舆论,同时也抛出了说法,企图主导舆论导向,把老百姓的不满转嫁到牛奶粉厂商、代理商和付出高昂价格购买牛奶粉的妈妈们身上!

许宝坤就企图要以“三管其下”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这是行动党诈骗团伙为牛奶粉价格猛涨定的调子

为此,

新加坡竞争局:

我国奶粉供应链市场的调查发现,配方奶粉公司大力投资并积极打广告,加强父母对配方奶粉产生越贵就是越好的观念,导致这些公司能够把价格定得更高。

杨莉明:(见网址http://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70513-759753

行销做得再好 奶粉就是奶粉 我买最便宜奶粉。”

 “当我的孩子开始喝配方牛奶时,我和丈夫对与应该选购哪一种配方奶粉倍感压力。有那么多品牌而且价格不一,但营养价值是否有显著的不同?购买更贵的配方奶粉就等于帮助宝宝发育得更好吗?” “我并没有理由支付更多钱,所以会购买最便宜或在促销的配方奶粉。孩子不喜欢一直要适应(新奶粉),但还是这么做了。

杨莉明就是在扯鸡巴蛋!这和她胡扯“性爱不需要太大的空间”是一样的!(见网址:《人民呼声论坛》:《杨莉明不守妇道!——拽着房价谈房事!》https://renminglishiziliaoaku.wordpress.com/2016/10/16/)——她已经是属于老龄妈妈了!她没有资格在指责妈妈们在选择牛奶粉与几个问题上说三道四!她的三个小孩是什么时候诞生的?据说,她最小的孩子今年已经20岁了! 请大家问一问20年前的新加坡妈妈们,那个时候的牛奶粉价格是多少?

从陈佩玲、孙雪玲、许宝坤到杨莉明等在牛奶粉价格猛涨的问题的顾左右而言他的说法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行动党诈骗团伙在牛奶粉问题从拽着聪明装糊涂,发展到把造成牛奶粉价格猛涨的起因推给了牛奶粉厂家和销售商联手操纵市场价格和要他们承担“以哄带骗”让妈妈们“上当”、“相信牛奶粉价格月桂对孩子越的成长越有益!”、“造成妈妈们不惜一切代价真相购买最贵的牛奶粉给你宝宝”!——他们向老百姓解释的这些理由是不是已经够“清晰”了!——确实够清晰了!目前出现牛奶粉价格猛涨这个局面都是牛奶粉厂家、代理商及妈妈们一手造成的!

对于行动党诈骗团伙的说法,您们说,这是不是“霸凌”!是!这绝对是典型的“霸凌”行径!

哪个对网民在网上的“霸凌言行”痛之入骨的蔡深江是不是该站出来为妈妈们被行动党诈骗团伙的“霸凌”给予“脏议”和“直言”!

是的。蔡深江是跳出为牛奶粉价格猛涨问题进行了“脏议”!但是蔡深江是以奶爸的身份“脏议”牛奶粉价格!

他对行动党诈骗团伙指责妈妈们“听信牛奶粉厂家和代理商的连哄带骗,不惜一切,高价购买奶粉给宝宝”表示“赞同”!他模仿行动党诈骗团“霸凌”口气,也就是重覆行动党诈骗团伙的奶妈们所说过的话!

行动党诈骗团伙的两位媳妇陈佩玲和孙雪玲揭开了掩盖在马桶里10年的牛奶粉价格猛涨的事实、也是丑事之后,受到新加坡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准妈妈们和爷爷奶奶们在网上全面的围剿后。这是他们“屎未所料”的局面!

为了扭转这个不利局面和主导舆论导向,行动党诈骗团伙抛出了牛奶粉价格猛涨是:由于妈妈们听信了牛奶粉商家和厂家的商业宣传,不惜一切地购买昂贵的牛奶粉给宝宝喝是造成了牛奶粉价格猛涨的导因!

如果行动党诈骗团伙的这个理由可以成立,那么,以下的各事项的理由是不是也可以成立呢?

  1. 为什么车辆的价格会不断攀高?那是因为驾车人士相信了汽车制造商和汽车代理的商业宣传所致!与行动党诈骗团伙的COE和高昂的车辆相关的税收无关!

  2. 为什么进入中央商业区的闸门收费不断攀高和设置越来越多的闸门?那是因为驾车人相信了商业广告商宣传中央商业区多姿多彩的气息和商机,与行动党诈骗团伙允许在中央商业区林立大量的外国商业机构林立,国人为了接洽业务不得不往中央商业区办事!

  3. 为什么政府的租赁组屋租赁价不断攀升?那是因为国人相信了房地产中介的宣传,不惜一切,在房地产公开市场竞相以高昂的价格购买所造成的!与行动党诈骗团伙本身无限制和无限量地引进大量外来移民无关!与行动党诈骗团伙在制定政府租赁组屋价格时,把国有土地地价包含在租赁价有关!

  4. 为什么目前在各大商场的店面,特别中央商业区和繁华的购物中心(如乌节路等)出现大面积的空置?那是因为商家相信了发展商和中介公司的宣传,不惜一切地高价租赁这些店面导致目前负担不起租金!与行动党诈骗团伙与行动党诈骗团伙本身无限制和无限量地引进大量外来移民,老百姓每天面对失业威胁、偿还高昂的租赁组屋租赁金、日常生活品价格不断攀高、孩子教育费、医药与住院费的威胁与困扰下,不敢消费所致!

牛奶粉市场销售真实情况又是什么?

1.请大家到下述的NTUC平价合作社网站浏览牛奶粉价格系列:

http://www.fairprice.com.sg/webapp/wcs/stores/servlet/CategoryDisplay?storeId=10001&urlLangId=-1&urlRequestType=Base&categoryId=13514&catalogId=10051

2.这是一位旅居新加坡的中国作者,他的名字叫:备备黄。他是专长于撰写有关育儿类自由撰稿人和专栏作者。他于2016年3月2日在中国《搜狐》(SOHU.COM)网站发表了一篇《不可思议!中国奶粉荒都闹到物质匮乏的新加坡了》。看看他说了什么?(见网址http://mt.sohu.com/20160302/n439106410.shtml

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和地区因为中国人境外抢购奶粉而导致该地出现奶粉荒的了。这让我想起在新加坡NTUC的超市(此超市乃新加坡职工总会经营的平价超市,算是国营企业,在新加坡有整百间之多,可以说是遍布全岛)也曾经看到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一次购买了好几箱婴幼儿奶粉,大张旗鼓地叫超市服务人员帮忙抬货,十分惹眼,不用问这位一定是代购或者出国抢购的。不过,新加坡是个基本上靠进口为生活来源的国家,资源匮乏,农牧业基本上就没有,甚至连日常用水都需要从马来西亚进口,而中国妈妈抢购奶粉潮都抢到新加坡来了,可见中国的奶粉荒和境外抢购潮有多么可怕了。”

请大家注意作者发表的日期,那就是2016年3月2日。

陈佩玲是在2017年3月23日“发现”牛奶粉“价格”与四年前相比涨了40%、孙雪玲是在2017年5月5日才“发现”牛奶粉“价格”与十年前相比涨了120%!他们俩都刚刚在2015年后2016年分别生下新婴儿,难道在这期间她们俩都没有到任何一家超市买婴儿奶粉吗?我不信!(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可能有人“刻意”在这期间免费送上牛奶粉给她们俩!但是这样的“可能”性的存在率是零!我只是说是“可能”!绝对不会存在!)(见网址:《早报》:《奶粉价偏高 孙雪玲:市场垄断?》http://www.zaobao.com.sg/zvideos/news/story20170505-756779)

对于妈妈们被迫以高价购买牛奶粉给宝宝喝的理由,许多网民已经谈得很多了!他们准确和精辟地驳斥了行动党诈骗团伙的哪些胡言乱语!这里就不在重覆了!这里要说的是:

行动党诈骗团伙必须抛弃一味指责老百姓是造成牛奶粉价格猛涨的原因!因为牛奶粉厂家批发给全国超级市场(特别是销售网络最广泛、控制和左右市场价格、以及经济实力最强的职总评价合作社(NTUC)的零售价格是受到行动党诈骗团伙直接管辖的新加坡竞争局和消费人士协会监管的!

咱们就别说从建国以来的SG50,就以陈佩玲和孙雪玲提出的过去10年来说,他们应该知道牛奶粉价格事实上已经猛涨了10年!

造成猛涨的原因为已经在《人民呼声论坛》发表的两篇文章说的很清楚了!

1.《破病PAP政府是牛奶粉涨价的罪魁祸首和幕后推手!》

https://renminglishiziliaoaku.wordpress.com/2017/03/25/

2. 《行动党诈骗团伙在牛奶粉价格猛涨的问题上是拽着明白装糊涂!》https://renminglishiziliaoaku.wordpress.com/2017/05/10/

行动党诈骗团伙如果确实有意解决牛奶粉价格猛涨的问题,那么,可以通过相关的民意处理部门(如REACH网站)对以下的事项进行网上民意收集反馈!

  1. 规定全国的牛奶粉生产商和代理商家必须为全国三岁已下的儿童供应当年所需的最低数量。这个儿童的数量是在原有三岁以下儿童人数的基础上上加上新生婴儿;

  2. 行动党诈骗团伙如果不在宪法上把牛奶粉列为属于不准携带出境的日常必须食用品!立法禁止新移民、在本地工作的外来移民以及旅居和到新加坡旅游的外国人,允许公开、合法与大量地携带牛奶粉出境!那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诈骗伎俩!

  3. 行动党诈骗团伙必须对那些公开、合法与大量地携带牛奶粉出境的人加收消费税,而不是让可以在离开新加坡机场、港口和陆路的海关还享有消费税的回扣优待!要控制牛奶粉价格猛涨和说服妈妈们相信杨莉明所说的“奶粉就奶粉”,那是在助长和鼓励牛奶粉厂商和商家继续太高牛奶粉价格以及把牛奶粉卖给新移民、外来移民以及旅居和到新加坡旅游的外国人,允许他们公开、合法与大量地携带牛奶粉出境!

  4. 牛奶粉生产商和代理商家可以把上述(1)计划供应数量以外的任何数量,通过网购或者批发卖给国外的客户。

牛奶粉价格猛涨问题是行动党诈骗团伙自己一手挑起的。

许宝坤的所谓“三管其下”的结果是什么?大家可以是拭目以待!

 

(中英文版)建屋发展局99年租赁合约问题必须解决!——这是我们提出的方案!We need to resolve the HDB 99-year lease problem. Here’s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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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屋发展局99年租赁合约问题必须解决!

——这是我们提出的方案!

新加坡民主党  2017512

对于国家发展部长黄循才宣布,旧型建屋发展局组屋随着租赁屋龄(租赁合约)递减,其房产值最终将在99年租赁合约期满时失去房产值。

建屋发展局租赁屋屋主在承担了沉重的房贷和动用了自己毕生的退休储蓄去偿还这笔房贷后,最终发现所租赁的这套房子在租赁合约期满后必须归还给政府。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事。

为解决这个问题,新加坡民主党已经建议过实施《非公开市场计划》(“NOM”(Non-Open Market )计划,处理这些租赁期合约届满的租赁房屋。在这个计划下,建屋发展局仅仅就以房子的成本造价,即人工、建材和行政管理开支计算。由于房子建筑占地是属于国有土地,不构成任何建造成本,因此它应不包含地价。

目前,建屋发展局租赁屋的价格高昂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造价成本含地价,进而推高了租赁屋价。这就是造成老百姓无法承担得起租赁房的原因。

在不含地价的情况下,建屋发展局租赁屋的租赁价将会大幅度的下降。我们预估,在《非公开市场计划》(“NOM”(Non-Open Market )计划下,租赁组屋的租赁价将会有效地减半或者更多,它的租赁价格范围:两房型租赁组屋租赁价每个单位约为7万元、五房型租赁组屋租赁价每个单位约为24万元。

当然,在建议实施《非公开市场计划》(“NOM”(Non-Open Market )计划下的租赁组屋不可以在公开市场销售。租赁组屋如要出售,屋主只能出售给建屋发展局。建屋发展局的收购价格是在原来租赁价基础上扣除已经使用租赁期。

现有的建屋发展局租赁屋主可以自愿选择是否要把本单位转换为《非公开市场计划》(“NOM”(Non-Open Market )计划下的租赁屋。一旦租赁屋主 接受这个计划,政府将依据原来的租赁价退租赁屋主。同房型的租赁屋退价格的退还租赁价将设顶限。

与目前国家发展部的租赁制度相比,新加坡民主党的《非公开市场计划》(“NOM”(Non-Open Market )计划,新加坡人民不需要动用他们在公积金储蓄户头的钱还现有的收入去租赁政府租赁屋。这样,人民就可以拥有足够的退休金和他们所追求的其他目标。

那些选择要以目前的租赁合约下继续租赁的租赁屋主,可以继续在公开市场购买和者出售他们的租赁屋。无论如何,他们的选择将面对的是变幻莫测的房地产市场和付出高昂的超额物价,进而耗尽自己的退休金的前提。

专家们已经对新加坡民主党的建议做了积极的探讨。(见网址:here, here, and here).

现有的租赁组屋制度是把人民的财富套死在政府的房地产上。这些房地产的产值最终结局是零价值。也正是这样制度下导致了增加人民的负债率,进而削弱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和在其他的投资方面。这样的制度是不利于国家的整体经济的。

新加坡民主党相信,在住房政策上,特别是公共住房政策方面,不可以当成是交易性质的产品。国家的住房是人民的家。这个家属我们的至亲生活在一个安全和舒适的家。它并不是用来赚取投资利益的产品。新加坡民主党的《非公开市场计划》(“NOM”(Non-Open Market )计划就是涵盖了这个原则。

更为重要的是。

新加坡民主党的《非公开市场计划》(“NOM”(Non-Open Market )计划可以把人民从沉重的债务负担的枷锁里解脱出来。这样人民就会克服难以想象问题——他们用终身的积蓄所支付的那套租赁组屋,在99年的租赁合约期满后成了零产值。

欲知我们就有关这个课题的详细具体意见,请浏览我们的网站:我们替代的房屋政策国家的房屋政策:一个人民负担得起的整体政策(Housing A Nation: Holistic Policies for Affordable Homes here

We need to resolve the HDB 99-year lease problem. Here’s how.

2017 / May 12  Singapore Democrats

Singaporeans have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by Minister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Lawrence Wong that the value of older HDB flats will decline and, eventually, be worth nothing at the end of their 99-year lease.

HDB owners go into heavy debt and spend their retirement savings paying off this debt only to find that their flats decrease in value and have to be returned to the government at the end of the lease.

This doesn’t make sense.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the SDP has proposed the Non-Open Market (NOM) scheme for flats. Under this scheme, HDB will base flat prices solely on labour, materials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They will not contain a land cost component as State land does not cost the government any money.

Currently, the HDB factors in the cost of land which jacks up the prices of the flats making them unaffordable for Singaporeans.

Excluding the cost of State land will substantially reduce prices for HDB flats. We estimate that the prices for NOM flats will be effectively halved or more, ranging from $70,000 for 2-room flats to $240,000 for 5-room ones.

But as the name suggests, NOM flats may not be sold on the open market. Owners wanting to sell their flats will have to sell them back to the HDB at a price that will be the original purchase price less the consumed lease.

Current HDB owners will have the option of converting their flats to NOM ones. When they do this, the government will refund the amount of money based on the original purchase price from the HDB and the price of the same type of NOM flat, subject to a ca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rrent system and the SDP’s NOM scheme is that Singaporeans won’t have to spend so much of their CPF savings and income to buy their homes. This will leave them enough funds for retirement and other pursuits.

Buyers who choose to stay with the current system can continue to buy and sell their flats on the open market. They are, however, subject to the vagaries of the market and face the prospect of depleting their retirement funds by buying hugely over-priced flats.

Experts have reacted positively to the SDP’s proposal (see

here, here, and here).

The current system ties up the people’s wealth in government property which, ultimately, becomes zero in value. It increases debt while reducing consumer spending and investment. This is not good for the overall economy.

The SDP believes that housing, in particular public housing, should not be a tradeable commodity. Our flats are our homes where our loved ones live in security and comfort, not profit-making ventures. The NOM scheme is consistent with this principle.

More important, it frees Singaporeans from the crushing debt burden and overcomes the unthinkable problem that our expensive flats for which we spend a lifetime paying become worthless at the end of 99 year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subject, please read our alternative housing policy Housing A Nation: Holistic Policies for Affordable Homes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