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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豪地说,人类是不会死亡的。我们今天是可以通过票箱重覆芳林区和安顺区的历史的。—傅树介医生

根据《我的报纸》(MyPaper)在2015年10月19日报道,行动党老党员出版了一本书。内容主要是记载了行动党50位当年活跃的老党员的事迹。我感到好奇的是,这本书是否会不可当年活跃的党员傅树介医生,或者他有关的事情,或者在2013年2月2日在芳林公园举行纪念冷藏行动50周年时在照片里其中一些人。

纪念22五十周年集会

傅树介医生是新加坡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机关报《花惹》(Fajar)的编辑。在1954年它刊载了一篇文章:《对亚洲的侵略》(Aggression in Asia),致使编辑部成员全部都在煽动法令下被殖民地政府提控。当时学生聘请了国际著名的女皇律师D N Pritt作为他们辩护律师时,一位年轻的律师李光耀也参与了他们的法院抗争。因为在当时殖民地法律约定下,女皇律师D N Pritt必须要有一名新加坡本地的律师作为助手才允许出庭进行为这起案件辩护。主审法官F A Chua在不必提出任何证据进行辩护的情况下宣判不需审讯这起案件并判学生无罪释放。这或许是新加坡也是国际上第一起煽动法令在没有进行判决表面罪名成立的情况下拒绝起诉的案件。

比李光耀还要年轻9岁的傅树介医生受到他的启发而开始对政治感到兴趣。李光耀经常要求他在奥西里路(Oxley Road)的住家讨论政治课题。傅树介医生和他的同学参与李光耀的政党(人民行动党)活动并协助他进行选举的活动。

总理李显龙在新书发布会上说,‘在那个骚乱的年代里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的前途为卜的’,或许他应该多阅读行动党的前辈们如傅树介医生、林福寿医生、赛.查哈利先生、MK惹雅古玛医生、陈蒙鹤小姐、詹密星、林史滨、马哈迪哇、何标等人所撰写有关组织工会和支持他父亲以及行动党赢得大选的故事。我不认为这些前辈们会同意为工人争取合理的工资待遇的斗争是属于造成了‘在那个骚乱的年代里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的前途为卜的’。事实上就是这些斗争赢得了许多选民的心和投票支持行动党。非常遗憾的,当时这些前辈们所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得到行动党应有的认可或者奖励。他们当中许多人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被捕,并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被长期监禁。在冷藏行动之后一波又一波的逮捕行动还接踵而来。

行动党出版老党员事迹

傅树介医生本身在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中被捕。他在10 年后被释放。在1976年他又再一次被捕,这次又被监禁了7年。第二次被捕的理由是指控他企图组织一个人权委员会。

于2013年2月2日在芳林公园举行纪念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50周年会上,傅树介医生在会上发表了如下的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在冷藏行动中被捕的前政治拘留者们以及接踵而来一波又一波逮捕行动至今的被捕者。

今天大家一起纪念50年前的今天,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英国殖民主义者为李光耀创造条件进行了这场逮捕行动。包括我本人在内,数以百计的左翼活跃分子被捕。他们把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全部领导人逮捕了。当时社会主义阵线是新加坡的主要反对党。

首先,我要借此机会向那些勇敢的青年的先生们和女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致意。当年的2月2日冷藏行动在残酷和不民主的手段剥夺了他们的峥嵘岁月时刻。接着是无情的监禁。

我也借此机会向这些政治拘留者的家属们和至亲们致以敬意。尽管他们经历了无止境的痛苦和疾痛岁月,他们还是无怨无悔的在从几个月、几年到数十年的给予自己的亲人无限的奉献和坚定的支持。

每一位在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中被捕者、每一位从40年代到80年代被捕者,每一位都经历了极其残酷的迫害。这是无法磨灭的。

今天,我们的当中任何一位政治拘留者所受到的疾苦、痛伤和牺牲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 我们当中任何一位政治拘留者所到遭受的耻辱或者蒙羞的感受是那么的沉重;
• 我们的当中任何一位政治拘留者都会感受到自己所做出的贡献比任何人会来得少
• 今天是我们为自己治疗年轻时代追求人类追求更美好的理想的时候了。

不可思议的情况发生了。今天恰好是1963年2月2日灾难性的大规模大逮捕的50周年,在阳光普照下我们可以挺起腰板站在芳林公园里高声和清晰地说出我们的声音。

作为‘22’(冷藏行动)的幸存者,我们在1963年年轻时代所追求的理想是正确的。

我们年轻时代的理想号召是争取一个的独立、多元种族、多元社会、是朝向没有人歧视人的国家。

我们年轻时代的理想号召是争取一个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经济成果和社会保障的国家。一个在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下的政府将不会被允许在那些被我们投选(支持进入国会的人)和社会底层之间出现的可憎的收入不平等的现象。

绝对不允许。

我们年轻时代的理想号召是争取一个享有完全拥有民主和人权的国家。一个在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下的政府将不允许肆意进行不经审讯的监禁的权利。

绝对不允许!

新加坡年轻的一代是否可以想象到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那种充满令人兴奋和幻想的气氛。在长堤两边,不论是哪个种族的年轻人都敢于渴望取得一个统一的马来亚国家。这个国家是社会性的政治,完全没有内部安全法令、穷人、病人、老年人和残缺人士完全没有经济困境的负担?

是的。

在那个年代,除了1963年2月2日之外,从1945年到1948年期间,我们为自己能够继承人民宪法(the Hartal)、马来亚民主联盟和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the PUTERA)-人民力量中心(AMCJA)组成的“各民族大联盟”,即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人民力量中心(the PUTERA-AMCJA coalition)感到骄傲!

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是否第一次听到过这些伟大的名称?

是的。

这个人民宪法是由马来亚民主同盟的约翰依巴(John Eber)和郭维利(Willie Kuok)共同起草的。它接纳了从上到下和横贯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岛的各族人民广泛意见后起草的。

人民旗帜

我们可以突出的重述这些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本包括如下:

1. 新加坡是马来亚一个不可分割和完整的一部分;
2. 在这个国家来自各个不同社会群体。他们只要有资格成为公民,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这个赋予的公民权被称为马来由公民权;
3. 马来由公民权是颁给那些在这里出世的所有人。那些不论是从(印尼的)爪哇、苏门答腊、廖内群岛、中国、缅甸或者印度等其他地区或国家来的,只要在这个国家定居下来超过10年的人, 就有权获得公民权。

链接网址:《马来亚新宪法草案中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http://www.of21.com/v1/historyCollection/communistHistory/topics/2015-01-28/360.html

无论如何,英国殖民主义者拒绝听取人民的这个愿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陈祯禄的提议下,PUTERA-AMCJA联盟决定号召举行一天的全马总罢业(HARTAL)。这个号召行动是在全马来亚进行一项和平全面停止经济活动。在1947年10月20日。从新加坡到马六甲、吉隆坡、槟城,工人没有上班、商店和办工室全部关闭、商业停止活动、火车、出租车和其他车辆都停止行驶。

全马总罢业(The HARTAL)的行动是证明了整个社会,特别是马来社群支持其他社群的政治是人们宪法的整个核心。

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并没有网际网络或者推特之类的社交媒体。电话还是属于昂贵奢侈通讯工具时代,全马总罢业(Hartal)在那个年代可以在1-2个星期内这么有效的组织群众。他们是通过自行车队的狂奔跑遍从新加坡和马来亚城市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缺乏交通工具的问题无法阻碍年轻人这么激情的工作是因为人民宪法的精神激励着他们。

链接网址:《行委会(AMCJA)及马联(PUTERA)制定马来亚人民旗帜》http://www.of21.com/v1/historyCollection/communistHistory/topics/2015-01-28/349.html

这个由非单一社群发起的民主群运动必然要遭受镇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回来镇压支持人民的运动。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镇压和欺骗的手段进行镇压, 这包括了:

在1948年颁布了《紧急法令》,这是一部残酷和使用军事手段的法令;
• 采取了灭绝人性的手段摧毁了所有的农村和建立‘新村’取代之。实际上,这些‘新村’是变相的集中营。人民只能集体在集中营里寻找生计和生活。所有的社群——不论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都受到这个布利格斯重建计划(Briggs resettlement plan)的影响。这个计划就是要达到最阴险的目的是进行“分而治之”——在心理上分化马来人与华人之间。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分而治之’的目的同时也是要以取代社群在政治上和政党的活动享有的权利取代真正民族主义的联合行动委员会(MDU)和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人民力量中心(the PUTERA-AMCJA coalition)and PUTERA-AMCJA.。在这个计划,任何一个政党不是属于社群性质的,那就意味着是颠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利益。这和行动党没有两样。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它已经使1945年的民主和非歧视的马来亚民主和非种族的马来亚国家的概念倒退了。在1960年代,当马来西亚合并的邦联计划被提出来时,它已经充满了种族主义。马来西亚邦联计划的合并计划已经能够摧毁了渴望实现一个1945年的马来亚的概念。

在1962年9月,大卫.马绍尔具体的描绘了(李光耀让新加坡人民选择加入)马来西亚邦联的合并计划。他说,你只能选择群众一项决定:要嘛打你的母亲、或者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妹妹,特别是你是一个男人,你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是当年李光耀强行把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时所造成的麻烦和困扰。他在1863年的下半年计划通过选举的票箱的手段,仅仅就是为了免于自己手中的政权被社阵接管。

非常自豪的说,在我们的那个年代,除了1963年2月2日被(李光耀的)大批的逮捕行动所镇压外,我们继承了他们宪法运动——一个和平的和强又有力的经济总罢业的运动(HARTAL)。一个如联合行动委员会(MDU)和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人民力量中心(the PUTERA-AMCJA coalition)and PUTERA-AMCJA非真正的非单一社群精神的政党。

可以自豪的说,我们凭着自己所拥有的权利我们推动了历史的向前发展。

《花惹》(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机关报)的煽动案件;
• 华校中学生为不愿充当保护英国帝国主义在本地区的利益的炮灰而进行反对强制征兵的“513罢课斗争”;
• 为争取设立华族社群最高学府的南洋大学的斗争;
• 工人为争取平等工资和合理待遇的斗争。

当时我们也不例外。我们是属于亲反对殖民主义宪法的。我们和李光耀集团共同成立了人民行动党。
让我们回顾过去。具讽刺性的我们在过去年代让李光耀成为合法。

要不是(因为)英帝国主义利益的干扰会不会是这样的结局?
• 要不是那个时候没有内部安全法令?
• 要不是那个时候角逐的平台是平等或者是如(现在的马来西亚)BERSIH(净选联盟)——今天我们长堤彼岸的邻国把他们号召群众要求廉洁和公平的选举的运动。
• 要不是没有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
新加坡的历史将会是不同的结局。同时,今天年轻一代将在1963年垫下的民主基础上取得民主,而不必重新‘开始’争取(民主)了。

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无法让历史重来。

我们自豪地说,人类是不会死亡的。我们今天是可以通过票箱重覆芳林区和安顺区的历史的。

我在重覆一遍:

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无法让历史重来。

我们自豪地说,人类是不会死亡的。我们今天是可以通过票箱重覆芳林区和安顺区的历史的。
“谢谢!我同志们和朋友们以及我的前政治拘留者……谢谢。”

行动党会不会撰写这群为争取新加坡的自由而斗争前辈们的事迹?

 

附录:《“各民族大联盟”和全马大罢市》

针对英国殖民当局的宪制改革,1946年12月14日,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马来亚民主同盟、泛马职工联合总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海峡英华公会、雪州印度人联合会、锡兰淡米尔公会、雪州书记职工会、新加坡印度总商 会、新加坡书记暨行政职工联合会、中华总商会等党团,在新加坡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一个星期后改名为“泛马联合行动委员 会”,陈祯禄被选为主席,秘书长约翰伊峇。

行动委员会提出六项立宪原则:

(一)新加坡包括在一个团结统一的马来亚之内;

(二)通过立法议会的完全选举,以达成马来亚的自治目的;

(三)对所有定居并效忠于马来亚的人民,给予平等权益的公民权;

(四)苏丹享有充份的主权及立宪君主的地位;

(五)回教事务及有关马来习俗的管理应由马来人自决;

(六)鼓励马来人社会的进步。

1947年2月22日,马来民族党、马来醒觉青年团、醒觉妇女会以及青年行动团(GERAM),在马来民族党吉隆坡总部召开马来人代表大会,成立“人民力量中心”。

接著,“人民力量中心”与“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于7月在吉隆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部开会,通过人民宪法十大原则,即是除上述六大原则外,再加上人民力量中心所提的四项:

(一)马来语必须成为唯一国语和官方语文;

(二)外交事务和国防事务必须由马来亚政府和英国政府共同负责;

(三)‘马来由’将成为 马来亚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称呼;

(四)国旗必须包含红与白的色彩。

上述会议由依萨莫哈末主持,出席者包括陈祯禄、布哈努汀医生、约翰伊峇、林建才以及劳工总会代表陈路;民主同盟的狄古鲁斯(Gerald De Cruz)为大会秘书。
“人民力量中心”和“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结成了包括全国一切爱国政党、一切进步群众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两个组织开展 各种政 治运动,并制定了《人民宪法草案》。在这两个组织的号召下,各民族各阶层群众纷纷起来,采取集会、游行等各种形式,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并在1947年10月和1948年2月先后举行了遍及全国(包括新加坡)的空前规模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这两个组织和它们所开展的政治运动具有广泛的影响。

《全国大罢市宣言》

“各民族大联盟”(即: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人民力量中心AMCJA-PUTERA)提出《人民宪法建议书》以取代英殖民政府“工委会”所拋出的《联合邦宪法草案》。

为了向英政府显示他们的《人民宪法建议书》得到广大人民支持,他们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群众大会、示威等。可是,英政府对《人民宪法建议书》却完全置之不理,置若妄闻。

1947年10月20日,经华人商会的通力合作,各民族大联盟展开大罢市,在全国停止一切经济活动,作为引起英政府关注这事件的重要行动。 1947年10月6日,各民族大联盟发表了一篇《全国大罢市宣言》,呼吁所有把马來亚当作家园的人士,在1947年10月20日参加全马大罢市一天,表示 抗议联合邦宪制建议。

1947年10月20日全国大罢市

他们选择10月20日这一天作为抗议日,是因为当天英国国会將开始举行秋季会议。据报道,这次国会会议將讨论马來亚的宪制进展的课题。

10月20日那天,从早上清晨六时直到午夜,所有支持各民族大联盟发表的《人民宪法》的人士,同意停止工作,从白天到晚上,整天都呆在家里不出门。

《大罢市宣言》指出:

“我们要求你们停止工作一天,那是为了向政府表示,你们不接受政府修正过的宪制建议,而进行进一步斗爭,要政府接受《人民宪法》。10月20日,我们呼吁马來亚人民,参加我国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政治示威行动。”

促使人民参加大罢市的活动,从10月7日就开始了,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大罢市成功举行,以便向英国政府证明广大群众支持大罢市。

广泛组织民众

他们发出了极其详细的指示,教导人民如何举行大罢市。他们把举行大罢市的理由化成“大罢市的12个口号”,再把这些口号传达给大众媒体,发给所有参 加各民 族大联盟的政党,以及各民族大联盟所设立的全马30个中心,并翻译成各种语文,分发给人民,让他们充分了解举行大罢市的目的,并了解这是一项政治行动。 各州都成立了委员会,互相配合行动、策划如何进行大罢市的活动、成立宣传队、到访各甘榜、乡镇和城市、张贴标语和布条、分发传单,解释大罢市和《人民宪 法》的意义。

大罢市当天情景

1947年10月20日,从清晨六时开始,整个马來亚如期举行了大罢市。各商家的商店大门紧闭。工人们停止到矿场、工厂、船厂、胶园等工作。农民不 到田里耕种,渔民不出海捕鱼,家庭主妇不到菜市买菜,年轻人不光顾娱乐场所。只有英殖政府部门照常办公,以及洋人商行和几间其他商店照常营业。

据估计,大罢市一天,英殖民政府就损失了四百万英镑。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英殖民主义者在马來亚的经济利益,是那么庞大。英国在马來亚这个殖民地所获 取的庞大经济利益,对二战后英国脆弱的国家经济是多么重要。難怪英国,作为宗主国,是多么不愿意看到马來亚早日爭取到自主权,而成为独立的国家。

独特的宪制课教育

根据各民族大联盟的看法,大罢市“是一个形式独特的政治教育”。它把宪制课题帶到了家家戶戶,让每个男女和儿童都接触到这个课题。甚至政府英校的四、五年级的学生都向老师询问大罢市的事。他们想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政府要反对它。

虽然,这次波及全马的大罢市行动非常成功,使全国经济几乎瘫痪,但是从另一角度來看,迫使英国政府改变宪政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那是因为英政府始终 不接受《人民宪法建议书》,反而在1948年2月1日接受了《联合邦宪法建议书》,以取代《马來亚联邦》(Malayan Union)计划。

民族民主运动澎湃发展,新闻事业如雨后春笋

在民族民主运动澎湃发展之中,有不少民间团体如:马华记者公会、马来亚文化人联合会也及时成立。一些历史悠久的华人团体如大会堂、中华总商会,尽管 部份领导人都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和干部,也在大势所趋之下,有限度地参加了斗争行列。

例如:1946年2月7日,全雪侨领七、八百人在大会堂参加欢迎抗日军 领袖宋光出狱大会,还要求英殖民当局释放在拘留中的报人及抗日份子。当时的新闻事业也应运而起,除了全国性的《民声报》之外,地区性的有新加坡的《新民主 报》、《南侨日报》、《风下》周刊、雪州的《战友报》、怡保的《时代日报》、《怡保日报》和《大众周刊》、太平的《北马导报》,以及槟城的《火焰报》、 《新生日报》、《现代日报》、《现代周刊》,都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作用。

 

Will the stories of the pioneers who sacrificed their liberty for Singapore be written by the PAP?——By Teo Soh Lung

“OUR ASPIRATIONS TO BE DECENT, HUMAN BEINGS WILL NEVER DIE, AND TODAY, WE MUST DELIVER HONG LIM & ANSON AGAIN THROUGH THE BALLOT BOX!”——Quoted from Dr. Pog Soo Kai

On 19 Oct 15, it was reported in MyPaper that the seniors’ wing of the PAP launched a book featuring personal stories of 50 of the party’s pioneer activists. I wonder if it contains the stories of party activists like Dr Poh Soo Kai, or for that matter, any of the activists captured in the first photo which was taken on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Operation Coldstore on 2 Feb 2013 at Hong Lim Park.

纪念22五十周年集会

Dr Poh Soo Kai was the editor of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newspaper, Fajar. In May 1954, it published an article “Aggression in Asia”. The entire editorial board was charged for sedition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Lee Kuan Yew, a young lawyer, came to the rescue when the students engaged the services of world renown D N Pritt QC. Lee assisted D N Pritt QC as Queen’s Counsel cannot practise in a country without a local counsel. The students were all acquitted without having to give evidence in defence. Judge F A Chua dismissed the prosecution’s case without calling for defence. It was perhaps the one and only case in the world and in Singapore, where the prosecution has failed to make out a prima facie case in a sedition trial!

Nine years younger than Lee Kuan Yew, it was natural that Dr Poh was inspired by him and became interested in politics. He was often invited to Lee’s Oxley Road house to discuss politics. Together with his student friends, they assisted Lee Kuan Yew in party activities and election campaigns.

PM Lee Hsien Loong was reported at the launch of the book to have talked about the “tumultuous years when Singapore’s survival as a nation was uncertain.” Perhaps he should read more about the PAP pioneers like Dr Poh Soo Kai, Dr Lim Hock Siew, Said Zahari, Dr M K Rajakumar, Linda Chen, Jamit Singh, Lim Shee Ping, A Mahadeva, Ho Piow who organised the trade unions and supported his father and his party to win the elections. I don’t think these pioneers will agree that their days fighting for fair wages for the workers were “tumultuous times” that makes Singapore’s survival uncertain in any way. Indeed, such battles wo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electorate to vote for the PAP. Sadl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se pioneers were not rewarded or even recognised by the PAP. Many were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without trial for extraordinary length of time in Operation Coldstore on 2 Feb 1963 and wave after wave of arrests that followed.

行动党出版老党员事迹

Dr Poh Soo Kai was himself arrested on that fateful day on 2 Feb 1963. He was released after 10 years. In 1976, he was rearrested for attempting to organise a human rights committee and imprisoned for another seven years.

On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Operation Coldstore on 2 Feb 2013 at Hong Lim Park, Dr Poh Soo Kai delivered the following speech:

“Dear Comrades and Friends,
Dear ex-detainees of February 2 and of the waves of repressions thereafter till today.

On this day, we gather to commemo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Operation Cold Store, launched on February 2, 1963. The British colonialists, with the connivance of Lee Kuan Yew, arrested over a hundred left-wing activists, including myself. They wiped out the entire leadership of the Barisan Sosialis, the main opposition force in Singapore.

First and foremost, I want to take this occasion to pay homage and respect to the hundreds of brave young men and women, cut down, cruelly and undemocratically, in the prime of their lives on 2 February, and in the relentless waves of detentions thereafter.

This is also the moment to honour their families and loved ones, who went through immense pain and sufferings, and provided the unquestioning support throughout those endless days, months, years, and decades.

Every person arrested in that historical juncture of February 2;every person arrested from the 40s to the 80s; each and every one has undergone a persecution that is so deep that none is unscarred.

• Today, no one among us, the ex-detainees, should feel that his or her pain, sufferings, and sacrifices had been in vain.
• No one among us should feel any shame or humiliation that the cross had been too heavy.
• No one among us should feel he or she had contributed less than another detainee.
• Today, it is time that we all heal for we are vindicated in our youthful pursuit of a better humanity.

For today, the unimaginable has happened. That we can stand, tall and straight, in Hong Lim Park (in this bright sunshine) – exactly 50 years after the sinister mass arrests of February 2 – and say, loud and clear:

WE, THE SURVIVORS OF 2.2, WE ARE VINDICATED FOR OUR PURSUIT OF OUR YOUTHFUL IDEALISM IN 1963.

Our youthful idealism had called for an independent, multi-racial, multi-communal nation
that is non-discriminatory towards any race or community.

Our youthful idealism had called for a nation where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would enjoy economic dignity and social assurance. A government under the Barisan Sosialis would not have permitted this obscene disparity in income between those whom we voted into power and the lowest strata of society.

ABSOLUTELY NOT.

Our youthful idealism had called for a nation that would enjoy full democratic and human rights. A government under the Barisan Sosialis would not have permitted any arbitrary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ABSOLUTELY NOT.

Can the youth of today in Singapore imagine, the excitement, and magic in the air after World War II, where the youth of all races, on both sides of the causeway, dared to aspire for a united Malayan nation, free from communal politics, free from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free from economic humiliation for the poor, sick, disabled and aged?

Yes, our generation, cut down on February second, was the proud inheritor of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 the Hartal, the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and the PUTERA-AMCJA coalition that flourished from 1945 till 1948.

Are our youth of Singapore hearing these great names for the first time?

Yes, there existed a People’s Constitution, drafted by John Eber and Willie Kuok of the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It was adopted after extensive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all races, up and down,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peninsula of Malaya, and the island of Singapore.

人民旗帜

It is salient to recall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is constitution. They are:

1. Singapore is an integral and inalienable part of mainland Malaya;
2. There should be equal citizenship rights for all persons hailing from the various communities who qualify to be citizens of this country; the citizenship is to be known as Melayu citizenship;
3. Melayu citizenship is to be given to all persons born in this country and others who had settled continuously in this country for the past 10 years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y came from: Java, Sumatra, the Rhio islands, China, Burma, India, etc.

However, the British colonialists refused to listen to the people’s aspirations.

As a result, the PUTERA-AMCJA coalition, on the suggestion of Tan Cheng Lock, decided to hold a one-day HARTAL which was a call for a peaceful complete stoppag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on a pan-Malayan scale. On that day in 20 October 1947, from Singapore to Malacca to Kuala Lumpur to Penang, workers did not go to work; shops and offices were closed; buses, trains, taxis and cars came to a standstill.

The HARTAL was a convincing proof that all communities, especially the Malay community, supported the non-communal politics that is at the heart of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

Imagine in the days when there was no internet or twitter, when even the telephone was an expensive luxury, a Hartal could be organizationally possible in the time spam of a week or 2 , with teams of bicycle riders peddling away furiously from towns to villages to kampongs throughout the length and breath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So invigorated was the youth’s spirit for a People’s Constitution that no logistical problems could deter them.

This mass, non-communal, democratic movement had to be crushed. And so the British colonialists, who returned after World War II crushed this people’s movement with an array of repressive and deceptive instruments:

• With the brute military force of the Emergency of June 1948;
• With the inhuman uprooting of entire villages and their re-settlement in New Villages, which were, in actual fact, concentration camps. The people were bodily searched upon leaving and entering the camps. All communities – Chinese, Indians and Malays – were affected by this Briggs resettlement plan. The policy achieved the insidious aim of the British “to divide and rule’ over their subjects, especially separating the Malays and the Chinese – physically.

The British “divide and rule” also privileged communal politics and parties to replace the genuinely nationalistic MDU and PUTERA-AMCJA. If any political parties were not communal, then they were understood to be subservient to British interests, like the PAP.

This disastrous communal politics rolled back the democratic and racially non-discriminatory Malayan nation concept of 1945. When the Malaysian merger was proposed in the early 1960s, it was already infested with racialism. The Malaysian merger was a distorted concept and a far cry from the 1945 Malayan model.

David Marshall had characterized the phony referendum for the Malaysian merger in
September 1962 as offering choices to beat your mother, or your wife, or your sister. None of which anyone, not especially if you were a man, should do! Yet, LKY forced Singapore into such troubled and turbulent waters, just to save himself from the Barisan Sosialis taking power from him, through the ballot box, schedul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63.

Our generation, cut down by the mass arrest on 2.2.1963, was the proud inheritor of the momentous People’s Constitution, the peaceful and all-powerful economic boycott of HARTAL, the genuinely non-communal inspired parties like MDU, PUTERA, and AMCJA.

But we can be equally proud that we made progressive history in our own rights with

the Fajar Sedition Trial;
• the May 13 movement of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s against compulsory conscription, in other words, they refused to serve as cannon folder to British imperialist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 the struggle to set up the Nanyang University to popularize higher education;

• the massive trade union struggles for workers’ just pay and compensations.

It was even we, who were the bedrock of the pro-people’s anti-colonial constitution of the PAP when we founded the party together with the LKY faction.

Looking back, it is so ironical that we had legitimized LKY in those days!

• Had British imperialistic interests not been in the way;
• had there not been the ISA;
• had the playing field been level or BERSIH, as our neighbours across the causeway today called their mass movement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
• had there not been OPERATION COLD STORE of February 2,

Singapore’s history c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And another generation of youth may not have to “restart” again today for they could build upon the democratic foundations that we could have laid in 1963.

WE CANNOT CRY OVER THE PAST.

OUR ASPIRATIONS TO BE DECENT, HUMAN BEINGS WILL NEVER DIE, AND TODAY, WE CAN REPEAT HONG LIM AND ANSON AGAIN THROUGH THE BALLOT BOX!

I REPEAT:

WE CANNOT CRY OVER THE PAST.

OUR ASPIRATIONS TO BE DECENT, HUMAN BEINGS WILL NEVER DIE, AND TODAY, WE MUST DELIVER HONG LIM & ANSON AGAIN THROUGH THE BALLOT BOX!

Thank you, my comrades and friends, my fellow ex-detainees … THANK YOU.”

Will the stories of the pioneers who sacrificed their liberty for Singapore be written by the 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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